現代龍馬何處尋：寫在日本第三次開國前夕

作者序
一生懸命
張瑞昌

　　從那須搭往東京的新幹線，火車剛駛離月台邊，我就開始惆悵，夜色沉沉，思念綿綿，疾行的鐵道上乘載著感傷的心情。雖然旅行已近尾聲，但回憶卻不斷湧現，瑞宜和佐藤在剪票口駐足，向月台上的我揮手送別，宛如在腦海裡定格的影像，清晰如一幅恆久的畫作。

　　曾幾何時，離別的月台已成了我最深刻的日本記憶，無論是和好友的離別、重逢，或者是獨自旅行的過程，月台總是默默地見證我的人生離情。多年後，我在倉本聰的《來自北國》（富良野三部曲之一）看見熟悉的動人畫面，明瞭月台與生命的緊密關係，原來人生有數不清的悲歡離合在此上演，而我們卻始終不察，或者似有若無地感受過，只有隨著年歲漸長，才知道那是從小讀朱自清的〈背影〉就深藏其中的生命密碼。

　　瑞宜是我以前的報社同事，也是台中同鄉，她與在《下野新聞》任職的佐藤結婚，兩個人在□木縣過著神仙眷侶般的生活。佐藤從東京的慶應義塾大學畢業後，就立志在鄉下地方跑新聞，瑞宜因為我的推薦參加台灣記者協會，在一次代表記協出席國際會議的場合中，與天性樂觀的佐藤相識、相戀，進而共結連理，譜出了一段美好的台日聯姻。

　　某種程度來說，我算是瑞宜和佐藤的媒人，她遠嫁東洋之初，如多數異國婚姻，有一段辛苦的適應期。那時我正好在東京研修，特地跑去宇都宮看他們，聽一對新人聊起台灣和日本的生活習慣、文化差異，好不羨慕。但甜蜜的背後總有不為外人知的辛酸，譬如那時瑞宜要拿日本駕照，卻在報考過程中備受刁難，心情經常盪在谷底。從上山下海的地方記者變成凡事都得仰賴先生的家庭主婦，如果不是佐藤的溫柔陪伴，平撫生活中的挫折，堅強如瑞宜這樣的台灣女子，其實也會有脆弱的一面。

　　我認識一些日本朋友，他們的另一半都是台灣女性，有大學教授，也有在外務省工作，而他們對台灣的好感，除了愛屋及烏之外，也有部分原因是來自島嶼之間的親善感，以致於彼此吸引。但不盡然都是寶島女孩嫁日本人，台灣男娶櫻花妹的例子也所在多有，一位在政府部門任職的駐外朋友，他和日本老婆就是在留美期間結識，後來因為職務調動的緣故，他們也曾在台北、東京兩地跑。

　　異國婚姻不只需要勇氣，也需要更多的尊重、包容及體諒。因為在他們背後的家族、親友和人際網絡，甚至整個社會環境、生活習性、文化價值，無非都是一個衝突和融合的過程。我從周遭台日朋友的婚姻找到一些理解與領悟，那是屬於兩個島國之間千絲萬縷的糾結，像是見證了台灣與日本兩種海洋文化的交會，也接續了電影《海角七號》中那一段令人感動的愛情故事，從而催促我去回溯自己成長過程中的生命記憶，並且嘗試以媒體人的角度觀察、解讀乃至詮釋當代日本的政治發展、社會變遷及文化內涵。

　　我最初的日本記憶來自一把武士刀，那是世代務農的外公放在儲藏室裡的日據古物，旁邊還有一把用來練武防身的木刀。然而，隨著年代久遠，武士刀早已生鏽缺角，不堪使用，有如廢鐵般被棄置在農舍角落。在童年記憶中，每次回三合院的外婆家，總是偷偷拿出來把玩，想像自己是浪跡天涯、劍術高強的武士，模仿《暴坊將軍》、《水戶黃門》等時代劇中打擊貪腐特權的俠義角色。

　　那也是我和外公的記憶連結。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外公在鄉公所任職，村裡頭貧困的農家，為了私藏一點剛收成的米糧，不想讓日本巡查發現，經常得躲躲藏藏，而他則是一個宅心仁厚的掩護者。戰後，國民政府大力推行「國語運動」，鄉下地方不僅多文盲而且台語、日語夾雜，知識水準相對較高的外公，因此成了村內寫信、看公文的請益對象，太陽下山後，村裡有專門為農民開設的夜間私塾，外公自然當起教「國語」的老師。至於武士刀、木刀，則是外公在曬穀場教人打拳頭的兵器之一，印象中還有農用的加長型鐮刀、柴刀、爪耙和雙節棍。

　　人生有一半是在殖民統治下的外公，其實很本土化，但不容諱言，他的語言、思想及價值觀，也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夜不閉戶的社會治安，以及惜情好禮的待客之道，都是我兒時經常聽到「日本經驗」好的一面，那些坐在板凳上聆聽他講古，有如天寶年間的往事，即使在外公已經過世多年之後，依舊歷歷在目。我常想念外公，他寬厚樸實的為人，有來自這塊土地的哺育，也有跨越殖民和戰後的磨練。對於無從選擇的異族統治，外公讓我看見台灣人的真誠、包容與生命韌性。

　　外公帶我遙想他的「日本時代」，而我第一次的日本行卻是要等到出社會做記者之後。一九九五年九月，那時夏天已經接近尾聲，京都嵐山快要染紅前的楓葉，以及初次直闖居酒屋比手畫腳的畫面，都讓我留下深刻印象。與我同行的是宜蘭縣省議員劉守成，他為人豁達開朗，談吐幽默風趣，有這樣的朋友結伴自助旅行，其實是人生快意。我們從關西進、關東出，一路上都是隨意而行，每每在不經意的地方轉彎，有著一種「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奇感受。

　　在那回與日本的初次邂逅中，箱根溫泉是旅行的一大重點。從小田原搭登山鐵道要前往強羅雕刻公園，由於天候太晚，我們臨時決定中途選個驛站下車，並且隨機挑了一間簡單的旅館下榻，後來才知道那個驛站叫「宮之下」，而原名為「武藏大旅社」的旅館，也已原地改建為「武藏野」。宮之下是著名的溫泉區，國父孫逸仙住過的旅館就在這裡，而武藏野（後又更名為箱根吟遊）更是早已搖身一變為當地頂級的豪華溫泉旅館。十年後，我舊地重遊，路過武藏野參觀，巧遇至今還在旅館服務的內將，聊起老旅社的點點滴滴，倍感親切之餘，也想起初次旅日的記憶，幸運之神將我從臨時起意下車的月台帶到這坐擁翠綠山林的人間美景。

　　那趟自助旅行後，我像許多哈日族一樣，開始喜歡走訪日本。舉凡野球、日劇、動漫、音樂、料理，乃至與庶民生活相關的文化事物，都成了我極感興趣的領域。直到二○○四年夏天，我因緣際會受聘為朝日新聞客座研究員，在東京進行長達半年的研修學習，從此改變了我的「日本觀」，包括我對日本的認識方法、研究途徑及思考角度，都和過去有了很大的轉變。

　　日本學界的「台灣通」若林正丈教授，曾形容《朝日新聞》是「天下第一大報」，那是我在東京大學拜訪時，他對這份左派報紙令人印象最深的評語。發行量高達八百三十萬份（晚報則有近三百萬份）的《朝日新聞》，有著讓我瞠目結舌的組織規模與人力、物力資源，單單一個航空部門，就叫人嘖嘖稱奇。我從未想過竟然有媒體會配置四架直升機，分別提供北海道、中部、關西及九州等四地採訪，除此之外，報社還有一架專門因應緊急任務之需的空中巴士。一九九九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朝日新聞動員二十幾個記者組成採訪團，自家的行政專機立刻派上用場。

　　那次的東京學習，由於我的老東家、前中國時報董事長余建新的協助，使我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得以深入地體驗日本這個國家。透過報社安排，我一邊上日語學校，一邊和亞洲事務局的同事工作、生活，走訪國會議員、大學教授和政府智庫、研究機構。我的旅行足跡，以東京為軸心擴及埼玉縣、千葉縣和神奈川縣等關東圈，並且往中部的名古屋、關西的京阪神延伸，新年過後，再從氣候、景致彷若澎湖的沖繩群島到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我經常在假日獨自出遊，不管是漫步在早稻田大學校園或是搭京濱東北線去橫濱港口，總是一只背包伴我走天涯。

　　儘管已相隔五年，但住在東京人形町的學習生活，卻充滿美好的回憶，那段時間的旅日研修是我職場人生的轉捩點，我像一塊海綿般拚命地汲取在「天下第一大報」學習的養分。當時的日本學界、媒體興起所謂的「亞洲學」，有關的研究討論氣氛熱烈，因明治維新時「脫亞入歐」而躍居強國之林的日本，在歷經高速成長卻跌入長達十多年「泡沫經濟」的衝擊之後，逐漸體會到中國、印度崛起所帶來的巨大影響。政界、學界及企業界皆認為，一個新興的亞洲將成為未來世界的重心，也是日本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嚴肅課題。

　　重新了解亞洲、關心亞洲及聚焦亞洲，因而成了我旅日期間感受最深刻的研修收穫。回顧那六個月作客東洋的學習之旅，我必須承認，一股自二十世紀末就展開的「亞洲學」浪潮，冥冥之中為我搭起從台北到東京的橋樑，並且讓我認知到自己未來窮盡一生之力所追尋的人生目標，就是要持續地探索日本，觀察日本，也記錄日本。

　　將「研究日本」視為今後一生懸命的領域，其實是我後來之所以在《中國時報》撰寫國際專欄的緣起。二○○九年三月十日起，我開始在中時言論版面開闢以日本為主題的專欄寫作，初始六篇是我剛結束二月訪日的見聞心得，以國內政治及中日、台日等雙邊關係為主，繼之我將研究觸角延伸至社會觀察、文化趨勢及當代人物，此後，我每週都埋首於「研究日本」的興趣裡，大量閱讀與此相關的媒體資訊，或是和來訪的日本友人交換意見，為讀者寫出一篇又一篇的時事評論，也為台灣開啟一扇觀察日本的窗戶。

　　二○○五年春天，我在離開東京之前，特地拜會了朝日新聞論說委員船橋洋一，除了針對此行研修請益之外，也希望這位曾擔任過華府、北京兩地特派員的政論家，能給我的故鄉台灣一些建言。出生於中國滿州（即東北）的船橋，是前首相小淵惠三的重要智囊，小淵訪美時指名邀請船橋同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首次訪日時唯一單獨會見的新聞記者也是他。我的朝日同事淺野說，船橋洋一是《朝日新聞》的招牌，「現在已不是他靠朝日出名，而是朝日需要他。」

　　多年後，我回想拜會船橋洋一的過程，有如幕末志士(土反)本龍馬初見勝海舟的驚奇。船橋暢談他對台灣、日本及世局發展的看法，而我多半安靜地聆聽受教，船橋認為，台灣和日本相同，都是島嶼國家，唯一的出路就是大海，應該要重視與海洋相關的問題。事實上，船橋的「海洋論」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對國家發展戰略的思考主軸，但與抗衡「大陸論」有所不同的是，他主張探討海洋的問題，必須擁有像海一樣寬廣的胸襟，也就是以合作取代對抗，讓分享創造雙贏。

　　重回亞洲和海洋立國，與日本社會從二十世紀末浮現的「第三次開國」聲浪，有許多若合符節之處。幕府末年歐美列強叩門，促使日本結束鎖國，走向工業化時代，「第一次開國」讓日本先後擊敗俄國、大清帝國，進而對亞洲各國展開殖民侵略。繼之，二次戰敗後的日本百廢待舉，由於美援帶動國家復興、經濟起飛，這堪稱「第二次開國」的經驗讓日本興起追逐「世界第一」的夢想。而我何其幸運地在第三次開國的社會氛圍中躬逢其盛，開始體驗、感受及記錄一個新時代、新世局的來臨。

　　與漫長的職場歲月相比，我的旅日時間雖短暫，卻充實而飽滿，尤其是一路陪伴我的朝日新聞亞洲事務局幹事淺野千明、東京大學博士候選人陳景揚，這一老一少的台日友人，是我那段孤寂生活的良師益友，我們常在繁忙的地鐵月台上道別或重逢，那或許是一趟跨海採訪的研究旅行，也可能只是一次酒酣耳熱的宵夜聚會。總之，未曾負笈海外的我，拜應聘為朝日新聞客座研究員之賜，開啟一生懸命之路，返國後繼續未成完的台大碩士論文，最終還將研究見聞書寫成篇，連同我在旅日期間十多篇的家書、雜文，一併收錄、集結付梓。

　　每個人的生命裡總是有不同階段的情誼組合，許多時候，我們為「有緣千里來相聚」而感動，但「人生何處不相逢」的驚喜，卻往往更能體現生命的神奇。我撰寫的專欄刊載一年多以來，除了有不少親朋好友、報社同事及採訪對象加油打氣之外，也讓我結識了一些素昧平生的旅日前輩，比如前台大醫院牙科主任韓良俊、復華投顧董事長張紹濱，他們是真正的「日本通」，以忠實讀者的身分熱心地提供許多建言，像黑夜中的星辰，使我在踽踽獨行時，不至於茫然失去方向，甚至因為那不滅的星光帶路，而懷抱持續耕耘的勇氣與使命感。

　　要感謝的人很多。曾給我鼓勵的讀者，無論識或不識，都是鞭策我前進的力量；暌違已久的朋友，在重逢時的一聲讚許，也是督促我永不鬆懈的動能；至於每逢假日忍受我廢寢忘食的筆耕，卻總是給予諒解的家人，則是我寫就此書的後盾。回首一年多來的日本政局，歷經政黨輪替、美軍基地搬遷紛擾、第二大經濟體退位等連串震盪，以及中國崛起壯大的衝擊，翻滾的太陽國猶如幕府末年遭逢內憂外患的列島命運。對我而言，活在時代急遽轉變的當下，能透過書寫穿越時空，連結生命轉折的日本記憶，並藉由筆尖遊蕩古今，描繪人生底蘊的東瀛地圖，誠然是一生值得拚命而為的樂事。

　　我很喜歡「一生懸命」這四個字，日文意思就是拚了命努力去做。這讓我想起英年早逝的(土反)本龍馬，他是「一生懸命」的典範，為了追尋人生的夢想，不惜脫藩、闖蕩四方，推動倒幕、籌建海軍，窮畢生之精力為團結保衛日本而奔走，龍馬的愛國熱情、寬大胸襟和劍及履及的行動力，讓他成為日本人最喜愛的歷史人物。司馬遼太郎在《龍馬來了》終章寫到幕末風雲的(土反)本龍馬遇刺時，以「天意」形容龍馬的死去，他這麼寫道：「那一夜，京都的天氣陰濕，沒有星星。但是時代已經扭轉了。年輕人用手推開了這扇歷史的門，然後推向未來。」

　　雖然晨星殞落，但(土反)本龍馬推開了歷史之門。在這皓月當空、略帶寒意的深秋之夜，我想我也悄悄地推開自己的日本之門了。

2010年秋分寫於台中

跋
熟悉的陌生人
吳念真

　　小時候習慣的畫面、聲音以及許多微妙的氛圍，現在回想起來倒都成了有點超現實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裡，「日本」好像比台北離我們更近。

　　下工的叔叔伯伯習慣穿著內衣和竹紗的七分褲、日式的木屐，而且不論寒暑都習慣圍著淡咖啡色的羊毛「肚圍」，一如山田洋次的電影裡的寅次郎。

　　大人的交談裡台語混雜大量的日文，演歌、尺八演奏的聲音隨時在山谷中的村落裡迴盪；黃昏時刻，必然有人把收音機轉到短波收聽日本放送的新聞，儘管收訊斷斷續續，但沒有訊號時的水流聲似乎也成了一種情境。

　　日本明星不僅僅出現在戲院的銀幕上，甚至成了家家戶戶的牆上每天盯著你生活的人，石原裕次郎、小林旭、美空雲雀、若尾文子甚至當時才剛出道的吉永小百合幾乎無所不在；家裡睡覺的位子甚至以日本電影的小海報做區隔，我的頭頂是《愛染桂》，弟弟的是《請問芳名》。

　　對在這樣的世界裡成長的我們來說，日本，就像在日據時代出生並且接受日本教育的父親那一個世代的人一樣，既熟悉卻陌生，如此相近卻又遙不可及。

　　做為台灣第一代的「哈日族」，父親們的那一個世代其實是一群歷史、文化的孤兒——他們和日本的文化關係在統治者的轉換過程中被活生生地斬斷，並且和他們的子女在教育過程裡所被灌輸的日本意象相悖相離，於是在漫長的一段時光裡，他們對日本文化和產品的眷念、信任和熱愛在新的統治階層甚至他們的子女的眼中竟是比「崇洋」更不堪的「昧日」的、被「奴化」的一群。

　　而今，年輕的一代對日本文化和產品的熱愛和追求，已然毫無負擔地成為時尚，親眼目睹這種漸進的變革，並且在成長（或逐漸老去）的過程裡，自覺或不自覺地，讓許多日本事物進入生活之中的我們這一代，對日本這個國度的理解卻一如孩提時代一般，彷彿熟悉其實陌生，感覺相近其實遙不可及。

　　有個朋友說的好，日本這個國家對台灣來說就如一個遠距的愛人，上一代依戀的是曾經的青春與情感，下一代迷戀的則是它絢麗的風光、與各式精緻的產品（當然包括流行文化），而始終陌生和遙遠的，則是對人、對他們的生活的深入理解。

　　我不知道瑞昌是不是也看到這個盲點，所以長時間以來，他以獨特的角度和新聞工作者特有的敏感嗅覺，帶引我們去認識這個遠距愛人真實的面貌，和她日常生活的腳步和內容，讓我們終能跳脫一廂情願的愛憎情仇，而以貼身的觀察去理解這個和我們關係最為密切的國度。

　　對我來說，這應該是瑞昌的第一批觀察報告的結集，在未來他應該會持續地提供我們更廣闊、更深入的體驗，因為據我所知，這只是他對日本深入觀察計畫的初步段落而已。

（本文作者為知名導演、廣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