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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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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余英時,
  以本書薈萃近三十年的研究見地,
  耙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影響的綿密關係。

  本書收錄余英時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作者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編輯說明

  余英時先生的大作《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1984年),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偏右袒,也不作調人,而是提出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有識之士咸認,這篇文章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降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在台灣歷經二十餘年的淘洗,始終歷久而彌新。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本計畫推出《從》書的第三版,因而請作者評估是否增補文字。但作者重新思考該書的主旨,繼而就其經營數十年的研究領域——中國的「士」文化,選出另外十篇文字,將「知識人」與「文化價值」列於同等重要的位置。原因何在?因為就中國傳統而言,價值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等任務,一直是由「士」來擔任。這一增補,全書篇幅增加三倍,成就了一本新作,便是《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作者簡介

余英時

  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1973-75年出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1991-92年任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所獲學術榮譽計有:中央研究院院士(1974)、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1977)、美國明德學院榮譽文學博士(1984)等。2006年11月16日獲頒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目錄

第1篇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
第2篇 軸心突破和禮樂傳統
第3篇 新春談心
第4篇 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
第5篇 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第6篇 中國知識人之史之考察
第7篇 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第8篇 士的傳統及其斷裂
第9篇 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第10篇 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
第11篇 接受克魯格人文獎講詞

 

  這部《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是偶然集結成書的,它的原動力來自時報文化出版社總編輯林馨琴女士。時報文化最初準備重新排印《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一九八四年初版),林總編輯則進一步提議增添新的內容,收入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所寫的相關文字;她並且表示,能多收幾篇更好。由於時間匆促,而我又恰好處於忙碌期間,最後撿出了十幾篇近作寄去。經過林總編輯和她的同事們嚴格挑選之後,於是才有這部論集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我必須向時報文化編輯部致最誠摯的感謝。

  在這篇短序中,我想對本書的性質作一扼要的說明。首先必須解釋的是,為什麼在一部討論文化價值的論集中要特別把知識人(註)放在與價值系統同等重要的位置呢?答案其實是很簡單的。文化的價值雖然起源於一個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之中,但必須經過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然後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規範,反過來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發生引導作用。這一整理、提煉和闡明的重大任務,就中國傳統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擔著的。本書第二篇〈軸心突破與禮樂傳統〉便試圖揭示:先秦各派的「士」怎樣開創出中國價值系統的原始形態。其餘各篇討論「士」(「知識人」)的文字也無不與價值問題密切相關。我將論「科舉」的新作也包括在本書之中,則旨在展示「士」如何通過制度化的途徑把各時代的主流價值傳播到整個社會。漢代的「孝廉」、「賢良」、「方正」等科目固然明白地標舉出價值取向,明、清以後以《四書》取士也充分體現了程朱一系的價值系統。

  我雖然強調近代以前的中國具有一套獨特的價值系統,但同時也完全承認價值系統隨時代變動而不斷更新這一歷史事實。從先秦到清中葉,中國的價值系統已發生過幾次重要的更改,但大致仍屬於傳統內部的調整。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書沒有收入有關這一方面的論著。十九世紀末葉以下,西方文化全方位地進入中國,撼動了中國價值系統的基礎,最後則導致其全面的解體。本書第四篇〈中國現代價值觀念的變遷〉初步追溯了這一歷史過程。尼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名言在「五四」時代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念;這句名言恰恰道破了中國現代價值危機的性質。與以往局部的內在調整不同,這一次是中國價值系統的整體面臨著「重新估定」的嚴重挑戰,而「估定」的參照標準則是西方近代的價值系統。在西方的對照之下,中國人究竟對自己原有的價值系統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對於西方價值的引進又應不應該設立最低限度的防線呢?環繞這兩大問題的爭論當時便引出了種種不同的方案,從激進的、保守的到不同程度溫和的,應有盡有。到了「五四」前後,爭論的範圍已擴大到整個中西文化與歷史之間的異同上面來了。所以中西文化的爭論構成了現代中國人文研究領域中一個中心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que),幾乎沒有人能完全逃得出它的籠罩,我在這?祇想強調一個論點,即所謂中西文化之爭,在剝蕉見心之後,根本上仍是中西價值系統之爭。這一爭論雖然已進行了一個世紀之久,卻依然沒有結束的跡象。在民族主義激情的鼓盪之下,爭論正在以不同的面貌展現在世人的眼前。本書所收〈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雖是一篇通俗性的短文,卻也揭開了現階段新爭論的一角。從這一角度看,本書的主題並不是已逝的歷史陳跡,而是關繫著中國前途的活生生的大問題。但近二、三十年來世界人文研究也發生了新的轉向,和本書主題的探討息息相關。因此我又將近作〈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收在這?,提供讀者參考。不用說,中西兩大價值系統之間的糾結正是中國人文研究再出發所必須首先面對的問題。

  最後還要指出,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士」轉化為現代的「知識人」(intellectual)大致是與二十世紀同時開始的,而以一九○五年科舉廢止為最具象徵性的年份(見第七篇〈士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而另一方面,中國價值意識的大變動也發生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譚嗣同「衝決倫常之網羅」(《仁學》,撰於一八九六年)對中國傳統的價值系統展開了最猛烈的批判;梁啟超的《新民說》(一九○二年)則系統地引進了西方現代的價值觀念。這兩個系列的歷史發展是一體的兩面,更進一步證實了「知識人」與「價值」之間存在著不可分離的關係。 以上的短序旨在說明:本書雖由不同起源的論文集結而成,但全書集中在同一主題之下,各篇之間也是互相貫通的。所以這部小書自成一個獨立的單元,並不是一本雜湊的文集。

  余英時 二○○七年三月十一日

  *「知識人」即一般常用的「知識分子」,相當於英文的「intellectual」。我從二○○二年以後改用「知識人」,理由見本書第八篇〈士的傳統及其斷裂〉一文。但本書所收二○○二年以前的文字,除第六篇外,都曾沿用「知識分子」一詞,現一律不改,以存其真。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1346427
  • 叢書系列:文化叢書
  • 規格:平裝 / 308頁 / 16k菊 / 14.8 x 21 x 1.5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接受克魯格人文獎講詞
成為二○○六年克魯格獎(John W. Kluge Prize)的共同得主,我深感榮幸,並表示感謝。然而經過自我反省,我認識到今天我得以在這裏的主要理由,是要透過我來表達對中國文化傳統和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思想史的尊敬,前者是我終身學術追求的科目,而後者則是我所選擇的專門領域。

在一九四○年代,我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研究開始產生濃厚的興趣,那時,中國的歷史思考正陷於一種實證主義和反傳統的模式中。中國整個過去都被負面看待,無論何種看起來像是獨特的中國的東西,都被解釋成是對於以西方歷史發展為代表的文明進步的普遍模式的一種背離。其結果,中國文化傳統各個方面的研究,從哲學、法律、宗教到文學和藝術,常常等同於譴責和控告。毋須贅言,那時我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更要緊的也是對我個人的認同,處於一種完全的迷失中。幸運的是,我能夠在香港完成我的大學教育,並繼而在我現已入籍的美國攻讀研究院。

當我的知識視野隨著時間而逐漸開闊,我開始明白的真相是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中國文化是一種具有自己明顯特徵的原生傳統。中國文化開始清晰呈現出她的特定形態是在孔子(西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的時代,這在古代世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代,在西方以軸心時代而著稱。人們已經觀察到,在這個時期,包括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臘在內的幾個高度發達的文化發生了一種精神覺醒或「突破」。它所產生的形式或是哲學推理,或是後神話的宗教想像,或如中國那樣,是一種道德—哲學—宗教的意識的混合體。這一覺醒直接導致了現實世界與超現實世界的區分。作為一種新視野,超現實世界使思想者—他們或者是哲學家,或者是先知,或者是聖賢—擁有必要的超越觀點,從而能夠反思與批判性地檢視與質疑現實世界。這便是通常所知的軸心時代的原創超越,但其確切形態、經驗內容和歷史過程則每個文化各不相同。這種超越的原創性在於它對涉身於其中的文化產生持久的塑造性影響。

孔子時代中國的原創超越的一個結果是出現了最重要的「道」的觀念,它是相對於日常生活的現實世界的超現實世界的一個象徵。但是,中國這個「道」的超越世界從最開始便被認為是與日常生活的現實世界彼此相關的,這與處於軸心突破中的其他古代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圖認為存在著一個看不見的永恆世界,而現實世界祇不過是它蒼白的複製,這種概念在早期中國哲學的圖景中是全然沒有的。在中國的宗教傳統中,像基督教那樣將神的世界與人的世界決然二分的類型也不存在。

我們在中國諸子百家的思想中,找不到任何與早期佛教極端否定世界、強調空無相類似的觀點。相反,「道」的世界從不遠離人的世界,正如孔子講得好:「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而且我要馬上講,「道」的這一觀念並非祇是孔子及其追隨者擁有,包括老子、墨子、莊子在內的中國軸心時代所有的主要思想家都共享這一觀念。他們共同相信,「道」雖是隱藏的,但在人的世界中卻無處不發生作用,即便是祇有普通理解力的男女在其日常生活中也能或多或少地體會並實踐它。的確,軸心時代的原創觀念,尤其是儒家與道家的觀念,對於此後許多世紀的中國人的生活產生了日漸增長和日漸深刻的影響,因此,認為「道」和歷史構成了中國文明的內核與外形,並不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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