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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史 第一部 1926-1945(上)

昭和史 第一部 1926-194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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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承接著明治維新以來的崛起,以及大正時代文化的發達。
日本為何走向戰爭中?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進入昭和時代。此時的日本,延續著甲午、日俄戰爭的勝利,逐步走向「大國」的行列,為了在帝國主義的競爭中,保衛本土的安全,因而將防衛線擴大到海外。而滿州——這個物產豐富,又處於日、中、俄三國勢力交會的土地,就成了昭和日本走向戰爭的起點。

  同時,在日本國內,由於《明治憲法》的設計,軍人成為獨立於內閣體制之外的獨特群體。使得他們可以在國外進行非法的戰爭活動,在國內運用軍部大臣的人事或暗殺手段,干預內閣政治。並利用大眾媒體,煽動輿論情緒。逐步將日本導向軍國主義國家之路。

  本書作者以講論授課的方式,用淺白的文字,為讀者們抽絲剝繭,理解昭和歷史的發展經過,體會任何一件大事的發生,必定會有無數的小徵兆。讀歷史的目的,不僅是在增廣見聞,更是作為思考未來的基礎。日本的這段歷史,也會給台灣的讀者們,帶來許多的的思考與啟發。

本書特色

  ◎榮獲2006年「每日出版文化賞 特別賞」。

  ◎在日本熱銷30萬部。

  ◎台大歷史系李永熾教授專文導讀。

作者簡介

半藤一利

  一九三○年出生於東京。

  東京大學文學部畢業後,進入文藝春秋社。

  歷經《週刊文春》編輯長、《文藝春秋》編輯長、專務取締役(總經理)等職,現為專門作家。

  主要著作有《日本最長的一日》(一九六五)、《是漱石先生呦》正、續篇(文藝春秋,一九九二。獲得新田次郎文學賞)、《諾門罕之夏》(文藝春秋,一九九八。獲得山本七平賞)、《幕末史》(新潮社,二○○四)、《隅田川的那一邊:我的昭和史》(創元社,二○○九)等多部作品。

  本書以及姊妹作《昭和史 戰後篇》,獲得每日出版文化賞特別賞。

譯者簡介

林錚顗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旅居西雅圖十餘年,為當地華文報紙《西華報》和《華聲報》撰寫評論、專欄多年。

  譯有:《住宅巡禮》、《住宅讀本》、《意中的建築》上下(以上左岸文化)、《鏡像下的日本人》、《西洋住居史》、《華麗的雙輪主義》、《罪惡的代價》(以上博雅書屋)等書。

 

目錄

導  讀  李永熾
序  章  昭和史的基礎中有著「紅色夕陽的滿州」
第一章  透過「陰謀」和「魔杖」展開的昭和時代
第二章  滿州事變——昭和沉淪的原點
第三章  將日本導向「光榮孤立」的滿州國
第四章  往軍國主義之路的整備
第五章  二.二六事件的重點是「宮城佔領計畫」
第六章  日中戰爭.旗幟行列、提燈行列如海浪湧來
第七章  政府也好軍部也罷一味地強硬,接著是諾門罕
第八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吹走所有的問題
 

導讀

  本書作者半藤一利以四十年為一周期,把一八六五年至今的日本近代史分為近代國家完成期、滅亡期、再興期、復滅期四期,亦即明治維新時的一八六五年到日俄戰爭的一九○五年,共四十年,是日本近代國家的完成期;一九○五年到二戰無條件投降的一九四五年,也是四十年,是日本趨向滅亡的時期;二戰後,日本被盟軍占領,到舊金山和約再獨立,到一九八五年,是再復興時期,而後經濟逐漸泡沫化,日本有可能再走向滅亡。

  半藤的此一看法,不論同意與否,已指出日本近代史的發展指向。事實上,日俄戰後,日本內部至少有兩個走向,一是帝國主義路線,另一則如吉野作造所指稱,是大正民主主義的源頭。大正民主主義雖然出現了政黨政治,但因政黨的腐敗導致左右陣營的攻擊,政黨政治曇花一現,即走入軍國法西斯主義,走向十五年戰爭。

  日本走向軍國法西斯主義,在憲政上有其根本的原因。明治憲法一方面使天皇成為憲法的例外存在,一方面讓內閣與統帥權分離,而掌握內閣與統帥權的則是憲法上例外存在的天皇。而天皇在張作霖事件後模仿英國成為立憲君主,儘可能不發言,以閣議的決定為是。而內閣又不能掌控統帥權,統帥權名義上由天皇掌控,事實上是由輔佐天皇指揮作戰的陸軍參謀本部和海軍軍令部所掌控。這種制度上的缺陷與天皇擬立憲式的無為,是日本軍國主義化最重要的因素。

  制度之外,經濟與問題,也是促成日本軍國法西斯化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獲得空前繁榮,旋即陷入景氣惡性循環的局面。一九二七年,台灣銀行的經營問題促發往後金融危機,這是是昭和史一開始就面臨的大問題,也是一次戰後經濟不景氣的寫照;經濟不景氣造成農民生活的窮困,而農村經常是軍人的出身地,因此引發右翼份子對政黨與資本主義的不滿;同樣,左翼的反資本主義也因緣而起。

  一九二八年發生日軍炸死張作霖疑案,昭和天皇大怒,田中義一因而辭職。從此,天皇對軍政大都採取不干預態度。軍方正可藉統帥權的不可侵犯性而擺脫內閣的干預一枝獨秀,甚至轉而控制了內閣。

  犬養毅首相被暗殺後,政黨政治結束,回歸軍人組閣的局面。這時,政黨雖存在,已無多少影響力。軍部發動滿州事變,又進一步創出了所謂「王道樂土」的「滿州國」,引起國際的杯葛,國際聯盟因而進行調查,日本為此退出國際聯盟,成為國際上「有榮光的孤兒」。日本在國際上逐漸孤兒化,在國內逐漸法西斯化,後來會和同是法西斯國家的德、義成為同盟三國,也是有跡可尋的。

  在日本逐漸法西斯化的同時,日本軍部也分為皇道派與統制派。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皇道派意圖發動政變,「清君側」。皇道派因此沒落,獲佐級(校級)軍官支持的統制派,一統軍部,積極對外擴張,翌年七月七日,發動蘆溝橋事變。滿洲事變以來,日中間斷續的戰爭到此已演變為連續性的戰爭。

  一九三○年代,日本國內一方面進行思想整肅,一方面由軍部和革新官僚積極推動「國防國家」的建設。認為國防應與國民生活為一,進行全体主義式的統制,同時在原則上主張產業合理化。產業合理化是以國民經濟為經濟單位,為期國民經濟繁榮,內部應互相協調,接受國家中樞機構的指導。總之,產業合理化是指由上而下的經濟統制,與國防國家的全体主義性格互相呼應。甚至在國防國家的理則下,產業應統合於國防。

  國防國家体制完成於一九三八年總動員法及電力國管案的成立。在這些法案展開由上而下的統制下,個人只能在國家的胎盤中生存,僅為「奉公滅私」而存在,凡是違反國家∕政府意願的事物,都以違反國策的名義加以禁止。國防國家理念擴大於外,即成東亞新秩序。

  在國防國家、國家總動員下,將日本國民由上而下加以統制,是當時日本政府的重要課題。一九四○年六月組成大政翼贊會,各政黨爭先恐後解散政黨,積極加入,形成一國一黨的新体制,全力翼贊天皇。但是,改革的意蘊並不深,最終以所謂「公事結社」,成為內務官僚和警察主導的行政輔助機構。大政翼贊會逐漸成為國民統制的核心存在。

  另一方面,日本也把殖民地朝鮮和台灣納入總動員体制中,積極推動皇民化政策。在朝鮮,推行「內鮮一体」制;強制朝鮮人講日語,「創氏改名」,並意圖創出說日語的「神兵」,更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在朝鮮實施徵兵制。在台灣,於大政翼贊會成立後半年,一九四一年四月,成立皇民奉公會,其組織與台灣總督府的行政機構完全一致,連行政末端的保甲都組成奉公班。皇民奉公會底下有大日本婦女會、台灣青少年團、產業奉公會等,全力推動奉公運動。跟朝鮮一樣,推行日語普及教育;一九四四年一月,公佈皇民鍊成所規則,將未受教育的青年男女十七萬餘人送進三五二所鍊成所,接受皇民化教育。

  一九四○年二月,修正台灣戶口規則,實施「改姓名」政策,到一九四一年底,約有一成的台灣人改了姓名。一九四五年,台灣也開始實施徵兵制。

  雖然連殖民地的人民也被動員起來,日本的太平洋戰局依然趨於不利,到一九四五年,敗象已出現。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軍在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八月八日曾與之簽訂不戰條約的蘇聯對日宣戰,八月九日美軍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次日起,日本召開了幾次御前會議,由天皇「聖斷」於十四日接受盟軍的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次日向日本國民宣布戰爭結束。日本從此為盟軍所占領,直到一九五一年舊金和山和約簽訂,日本才重獲自由,成為完整主權的獨立國家。

  半藤一利的《昭和史》對二.二六事件、大平洋戰爭與終戰的御前會議,敘述得非常清楚,而且有趣,非常值得一觀。

李永熾

後記

一切都始於編輯山本明子女士執拗的說服:

  「由於在學校裡幾乎學不到,如果可以為我們這些連昭和史的『史』都不知道的世代,做一個啟蒙性的授課,我想對日本的將來是非常有益的。」

  「日本聲音保存」的三位幹部,突然加入這項授課。理由是:無論如何,先行錄音,將來再製做成誰都能聽的CD。在四人採取ABCD包圍陣式之下,我不得不為因昭和史講座而開辦的私塾喋喋不休一番。老實說,下課之後到居酒屋一面小酌,一面大放厥詞,非常有趣,所以那也是我接受的原因之一。

  雖然有時候會加入一些特別聽講生,但學生四人之中有三人生於戰後,他們馬上就提出質問:「君側之奸?那是什麼?」、「侵犯統帥權?沒聽說過。」因此授課只能慢慢進行,一次一個半小時(有時超過兩小時),一個月一次(後半則兩到三次),從二○○三年四月開始,到十二月授課完畢,平安地結束了私塾。起初想一直講到戰後日本經濟泡沫化為止,後來覺得至少應該講到日本帝國結束的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九月《舊金山合約》簽字為止,結果疲勞的講師自己先舉白旗投降,結束了授課。

  為了不想讓學生感到厭倦而戰戰兢兢地,在課堂上有時採用說書人的口吻,有時則是用落語滑稽故事的調調。無論如何,原本極為不周密的喋喋不休,沒想到竟然變成這樣堂堂的一本書。若非山本女士的全面改寫,就不會有像這樣可以閱讀的文章了,真是托福!即使再多的感謝,也感謝不完啊!現在,我衷心祈禱有許多年輕人閱讀本書,作為對這份努力奮鬥的回報。

  夏目漱石在《吾輩是貓》寫道:「在所有的大事件之前,必然發生小事件。只敘述大事件,而忽略小事件,這是自古以來歷史學家經常陷入的弊病。」的確,大事件只是冰山一角,下面隱藏著若干的小事件。實際上,事情並不會突然發生,往往是幾個有連鎖關係的主要因素,經過一段時間慢慢地成形,然後結合在一起迸出一個大事件。另外,在某個時間點上,人們所做的小決斷,也會把歷史扯往不合理的方向去。因此,如果不談這些,就不用談歷史了。然而困難之處,也就在這個地方。

  歷史是多麼巨大且富多樣性,我仔細想想,即使加上這些,就會是有趣的故事嗎?人類的英智和愚昧、勇氣與卑劣、善意及野心,全都被寫進歷史,而所謂歷史,它思考的是什麼呢?總而言之,是關於人的學問。

  因為是以到目前為止我所有的著作做為底稿,所以在拙著中所舉出的所有參考文獻,都可以算做參考文獻。因數量龐大之故,雖想一一列舉,卻舉也舉不完。可是這樣一來,對於從現在開始學習的讀者,勢必造成不便,因此,只以個人的日記和手記為重點,列出一小部分參考文獻。至於大部分沒有列出來的,還請作者和出版社原諒。

二○○三年十二月、除夕夜
半藤一利

 

詳細資料

  • ISBN:9789867819529
  • 叢書系列:日本史選書
  • 規格:平裝 / 276頁 / 15 x 21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第一章 透過「陰謀」和「魔杖」展開的昭和時代

一、誰炸死張作霖?

終於要進入昭和史了。
經常被稱為「滿州某重大事件」的,是關於張作霖這位中國軍閥中的大頭目,其所乘坐的火車,遭到日軍爆破,將他炸死的事情,也就是「張作霖暗殺事件」。

如同前章所提到的,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在中國由孫文等人發動的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國,創立共和制。隔年以南京為首都,建立中華民國。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以新國家的身份登場,而對於日本所應採取的中國政策,似乎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話雖如此,統一並非容易的事,散佈各處的軍閥,彼此相互衝突,並與國民黨軍交戰。其次,在國民黨軍內部也有派別的鬥爭。此外,稍後成立的共產黨軍隊與國民黨衝突、抗爭不斷,即使進入大正時期,中國的混亂依然持續著。約到了大正九年(一九二○),以孫文為首的廣東軍和以蔣介石為首的江西軍兩股勢力合而為一,遂形成「國民政府軍」的強大勢力,然後一個接一個地打敗大小軍閥,朝統一之路前進。

那個時候,統治東北地方的,是滿州的大軍閥張作霖。雖然在滿州有許多小軍閥,但全體都受張作霖的支配。不久,雖然張作霖的東北軍與國民黨軍開始對峙,然而日本為了設法將滿州置於其勢力之下,乃巧妙地給張作霖戴高帽,又為了讓他能聽話,也做了各色各樣的工作。一方面,張作霖也期待在與國民黨作戰時,有日本軍隊當靠山,因此雙方間的蜜月期,持續了短短的一段時間。如此一來,張作霖變得沾沾自喜,自稱大元帥,率軍進攻到北京,並以日本軍為後盾,建立了北京政府。

然而好逞威風的這位大元帥,漸漸不再聽日本的話了。既然已經到了發揮不了作用的時候,還不如讓張作霖死去比較好,否則勢必無法保住滿州的安寧。此一方針,是在大正十年(一九二一)的原敬內閣任內所做出的決定的。

昭和三年(一九二八),與蔣介石的國民黨軍衝突而敗北的張作霖,計畫從北京逃回滿州的情報,傳入日方耳中。一向只替張作霖撐腰,現在卻要正面與國民黨軍衝突,我想這對日本來說,是非常危險的吧。於是陸軍暗中推敲著,不如排除張作霖,實現由日本軍自行統治滿州的計畫。當時,張作霖從北京逃歸奉天(現在的瀋陽)的態勢已很明朗,因此關東軍的參謀們計畫,如果可能的話,就爆破張作霖所搭乘的班列車。

有一本由昭和天皇自己述說昭和時代的書,名叫《昭和天皇獨白錄》,此書的開頭就提起張作霖暗殺事件。總而言之,開啟昭和巨大動亂之源的,就是這個事件。

那天是六月四日。眼看張作霖的列車好不容易走到奉天附近的時候,裝置在鐵路上的炸藥引爆了,轉瞬間,整個列車燃燒起來,張作霖當場被炸死。關東軍當然不會承認那是出於本身的陰謀,反而想把事情推給在現場被發現、已經成為死屍的兩個鴉片中毒的中國人。然而捏造的計畫立刻敗露,這兩人前一天在奉天的大眾澡堂裡,吹噓說:「明天我們要去大搞一票!」,而且有許多人都聽到這句話。但是,這兩人不應該自己也去送死、無疑是拿錢辦事的。那麼是誰幹的?一時議論紛紛,很快地便被察覺出事件的背後,有關東軍存在。

暗殺張作霖的元兇是日本軍!假使這個消息走露,將會成為世界性的重大問題,所以關東軍堅持:「與我們無關。」不過,從現場的狀況看來,此事乃出自日本軍的陰謀,雖然情況逐漸明朗起來,但是仍然缺乏決定性的證據。身為軍閥頭目的張作霖,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讓他成為與他對立的軍閥,或與他敵對的國民黨軍的眼中釘,所以也可聽到不少搪塞之詞,例如鴉片中毒的兩人是拿錢為那些敵對方面辦事之類的說法。

不過依常識判斷,無論如何就是令人感覺奇怪。最先注意到這一點的,是元老西園寺公望。所謂元老,是指在天皇陛下身旁、具有內閣總理大臣經驗的顧問。活躍於明治時代,被稱為「西園寺先生」的他,即使到了昭和時代也沒退休,平常住在靜岡縣興津──一座名為「坐漁莊」的那座漂亮的莊園,現在被移至愛知縣犬山市明治村。其到東京來,是為了給生於明治三十四年(一九○一)當時二十六歲的昭和天皇各種建言。有關張作霖事件,這位西園寺先生心裡這麼想著:「那是陸軍做的吧!」、「豈有此理,在世界上這是不能公開做的,假使在國內不好好收場,將來不會帶來什麼好結果的,」。於是決定上京,把當時身為內閣總理大臣的前陸軍上將田中義一叫來,指示到:「身為政府就必須好好調查這個問題,倘若犯人真是日本人的話,必須受到嚴厲的懲罰!」

然而田中首相只說:「知道了。」卻完全不想去執行。一旦西園寺先生催促,田中便回答:「待十一月十日天皇即位大典結束後,我打算向陛下報告這個問題。」西園寺先生再度催促說:「雖說你有內閣總理大臣及陸軍首領的立場,但不可以說那種搪塞之辭,快打報告上來吧!」

由於田中首相並不願意配合,因而屢屢受到西園寺的催促,事件發生半年後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才覲見天皇,報告:「由於這個事件,在世界上也是個大問題,就陸軍而言,已充分調查,如若陸軍的手有介入的話,我打算施以重懲。」天皇回答說:「非常好。就算是為了今後陸軍內部著想,也要好好地調查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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