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迷思：現代中國的道德理想與文學命運

　　在危機時代中孕育發生的近現代中國文學，格外有一種「感時憂國」的精神。不過，愛國主義如果流於狹隘，就會陷入一種國族主義的迷思。從整體視野來看，現代文學在參與強國救種、救亡圖存的現代化議程中，其道德勇氣與愛國熱忱值得高度肯定，然而弔詭的是，不同的文學選擇往往殊途同歸，最終在與國族政治的糾纏中陷入一種同樣沉重的命運。

　　對現代作家來說，國族主義釋放了他們的道義情懷，也壓抑了他們的文學才華。在發揚一種愛國熱情的同時，現代中國的詩學精神也滿含著一種道德焦慮，乃至背負著一種道德陰影。

　　本書選擇性別與國族、詩學與實學、啟蒙與救亡、左翼與革命、新詩與政治等幾種不同議題，探討不同派別的文學選擇在國族政治中的命運浮沉。

本書特色

　　1. 作者從性別、詩學、浪漫派、啟蒙、文學改革的各種角度，探討中國國族主義在其中發揮的影響與改變，讓文學與政治、社會之間的牽扯暴露無疑。

　　2. 從晚清開始的時間線依序而下，一併見證不同時期國族主義所對個人或團體產生的牽引，及其所造成的殊異結果。

　　3. 最終對於國族主義在中國文學界的影響，以雖然確實因此產生了輝煌的文學作品，但也給文學帶來陰影作為總結。

作者簡介

符杰祥

　　200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兼任中國魯迅研究學會理事。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專案等多項，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出版學術專著《文章與文事：魯迅辨考》等多部。

緒論

日本學者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1941- ）在1970年代後期注意到，日本的「『現代文學』正在走向末路，換句話說，賦予文學以深刻意義的時代就要過去了。」而在1980年代之後的中國大陸，逐漸擺脫了為意識形態服務的當代文學同樣也「似乎已經失去了昔日那種特權地位」。不過，似乎也沒有必要為此惋惜，因為當「這個現代文學已經喪失了其否定性的破壞力量，成了國家欽定教科書中選定的教材，這無疑已是文學的僵屍了」。如果文學的「末路」是從這個方面說的，就意味著文學本身不會走向消亡。在一百多年前，對於「不攖人心」的傳統詩學早已失望的魯迅在西方的摩羅詩人那裡，發現了詩歌具有一種反抗挑戰、爭天拒俗的精神力量，因而寄希望於「摩羅詩力」，「來破中國之蕭條」。在此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文學革命也正是在一種質疑舊文學語言道統與「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基調中確立了現代中國文學的新傳統。在這樣承載著啟蒙使命與道德理想的變革語境中，中國新文學比之後來的文學，在道德理想方面顯得更為自覺與沉重。

美國學者詹姆遜（Fredric Jameson，1934- ）曾提出一個備受爭議的假說：「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學均帶有寓言性與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些本文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於個人和力比多趨力的本文，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關於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這種虛構第三世界文學的假說自然不難找到反證，其中所隱含的第一世界霸權腔調也自然會遭到反殖民主義者的強烈反彈。不過，反顧近現代中國文學史，在危機重重的年代，無論是「為人生」，還是「為藝術」；是「人的文學」，還是「性靈文學」；是啟蒙為旨，還是革命為綱，總是無法擺脫一種國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儘管在1930年代，左翼陣營和右翼文人在民族主義問題上曾交戰不休，但反抗也好，迎合也好，都表露出一種中華文化傳統血脈中過於深沉的家國情懷與骨子裡過於沉重的道德使命感。可見，「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雖然語氣絕對，但如果沒有「總是」一類的措辭，西人／胡人的假說其實也並非一派胡言，一無是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