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烏托邦五百年與科幻─從《失落的地平線》談起
◎ 黃海
今(二○一六)年剛好是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Utopia)誕生五百年,學術界有紀念性會議展開。此生加以回顧,留在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香格里拉傳說,閱讀《失落的地平線》,想起小時候「可愛的香格里拉」歌聲,在心裡深處迴轉,作者詹姆士.希爾頓首創香格里拉一詞,指向一個神祕美麗,環抱雪峰、峽谷、草原、湖泊、寺廟,充滿平和、寧靜,居民長壽富足的極樂之地,小說寫成於九一八事變之後,是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十幾年,戰爭恐懼陰影未除,殘酷血腥慘象猶震盪人心,德國與日本的民主制度名存實亡,德、日兩國不約而同各自採取軍國主義政策,中國與日本逼近交戰狀態,小說描繪了一個神祕迷離、與世隔絕的人間聖地。
普世歌聲香格里拉─牽引神祕追尋
小說自一九三三年出版後,即成為世界性的暢銷書,「香格里拉」即為東、西方大眾文化所汲取傳頌,而印度、尼泊爾、雲南、西藏等地,爭相宣稱存在於境內某地,吸引遊客熱訪,直至世紀之交以至今日猶未息止;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曾經將總統在馬里蘭州的休憩地(即今大衛營)改名為香格里拉;時至今日,數以萬計的景點飯店、施設場地,爭相沿用命名,顯見人們對世外桃源、青春慢老之地的嚮往。好萊塢於一九三七、一九七三根據小說兩度拍成電影,分別為小銀幕黑白片和彩色大銀幕歌唱電影;在華人世界,一九四六年歐陽飛鶯主演《鶯飛人間》歌舞片,主唱〈香格里拉〉,紅遍全中國和東南亞,如夢似幻的歌聲,傳頌了古來桃花源的美好。
小說結尾提到,十九世紀中葉在耶拿有一位德國教授梅斯特,喜歡環球旅行,曾於一八八七年探訪西藏,從此消失,傳說他在涉水過河時溺死,隱指這位德國人就是創建香格里拉的元老大喇嘛所收留的探訪者。讓人想起德國與西藏的關係,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迷信神祕力量,相信日耳曼民族是亞特蘭蒂斯這個神族的後裔,希特勒曾經在一九三八和一九四三年派出探險隊,深入西藏,尋找沙姆巴拉洞穴,認為它是「地球軸心」,隱藏無窮能量,可以扭轉時空,藉以打贏戰爭、征服世界。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 1946─)拍攝的《法櫃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等系列電影已有著墨。
小說描寫西藏高原、雲南西北民族風情,雪山冰峰、高山峽谷的天堂國度,對照東晉時代陶淵明《桃花源記》,同樣是神祕縹緲、得而復失的完美理想夢土。這就是典型的烏托邦小說,科幻史上重要的文學形式;它與科幻中常見的「奇異旅行」是相同的概念,只不過烏托邦(或反烏托邦)小說是訴諸於社會科學,而傳統科幻小說或主流科幻小說則是訴諸自然科學,人文精神是必備的;因此,科學家或社會理論家,或一般的文學作家,得以用科幻小說造就不同的文學形式。
《失落的地平線》開頭以第一人稱記敘「我」聽到朋友魯德福所說,在重慶的教會醫院有一個病得很重的發燒病人,是歐洲人但身分不明,失去了記憶(註:用以模糊交代,不露破綻),會講精準的英文,被認出是英國人康威,畢業於牛津大學,在一次即興表演中,康威說自己所演奏的是蕭邦未曾出版的美妙曲子,在場的行家讚嘆此曲神似蕭邦風格,但蕭邦已是上世紀古人,康威堅稱是蕭邦的學生給了他這首未發表的曲子,暗示康威可能接觸過來自久遠時代的某個人物。之後,「我」閱讀朋友魯德福以第三人所寫,康威探訪香格里拉的紀錄,就是故事主體,結尾回到第一人稱,「我」在印度德里遇到作者魯德福,談到康威這個人,以及與康威同行離開香格里拉的神秘女孩。而康威最後則不知所終,他是兩個世界的流浪者,不斷地在流浪追尋。正是小說中一再提示的「所有最可愛的東西都是短暫易朽的,這兩個世界終究無法妥協」。
虛實交織─大框包小框的小說結構
這樣的寫作模式,立意從現實點出發,以倒敘方式建構傳奇事蹟,古典小說中常見,科幻奇幻小說為了達成合理性更有其必要。這裡舉出另一部同樣模式的作品─麥瑟森(Richard Matheson, 1926─2013)的小說《重返的時刻》(Bid Time Return)被拍成經典科幻愛情電影《似曾相識》(Somewhere In Time),描寫利用催眠自己的方式回到七十年前經歷的美麗戀情,感動千萬人的時光旅行故事;《似曾相識》與《失落的地平線》兩部小說經營模式神似,同樣是大框包小框的結構,開始時是主角的兄弟得到這份時光旅行的故事稿子,最後回到現實,敘述者「我」,猜想主角的經歷也許只是個人的病態幻想。無獨有偶,追溯科幻小說的起源(或雛形),十七世紀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的天文學家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死後出版的遺稿《夢》(Somnium),敘述某人夜觀天象時昏睡過去,夢到自己正在閱讀一本書,書的內容就是故事本身,主人翁天文學家利用日蝕、月蝕的陰影,透過精靈的幫助在地球月球之間來往,文中摻雜大量的科學註釋。
這樣看起來,所有的傳奇或烏托邦故事都是一場夢,得而復失是它的共同模式,烏托邦只能存在於夢境或願景裡。
「超現實.合理化」─馬克斯理論也科幻
「超現實.合理化」是我為科幻小說找到的兩個重要的必要條件,或象徵標誌,不論烏托邦或反烏托邦小說,甚至一般的科幻小說,一定具備了「超現實.合理化」基本條件。有人說,馬克思(Karl Marx)也是重要的科幻理論家,讓人一頭霧水,使用我的科幻定義可以簡單說清楚,馬克思宣揚的是一種「超現實」(超現狀)的社會,馬克斯以理論「合理化」了未來願景;加拿大著名的科幻學者達可.蘇恩文(Darko Suvin, 1930─)以俄國形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研究科幻,寫了許多科幻理論名著,因此,說馬克思是科幻理論家就不足為怪,絕非戲言。
瑪利.雪萊(Mary Shelley, 1797─1851)一八一八年出版的《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被稱為科幻小說開山之作,小說是從北極探險的船隻救起科學家弗蘭肯斯坦寫起,他奄奄一息說出了利用屍體造人的故事,當科幻或奇幻能夠與現實無縫接軌時,由於依附現實,達到生動感人效果。敘述者從現實面的人物和遭遇出發,可以增加小說的說服力。一八九五年,英國作家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著名的《時光機器》(The Time Machine),早在科幻(science fiction)這一名詞尚未出現的幾十年前,小說就具備了科幻要義,《時光機器》也被稱為合乎現代科幻小說標準的第一部作品,小說開頭從現實面科學論述出發,對於時間維度解釋為空間的第四維度,實際上是來自愛因斯坦一九○五年狹義相對論前期發展的基礎理論,由一個時間維和三個空間維組成的時空,為俄裔德國數學家閔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 1864─1909)最先表述。
作為核心科幻小說的基礎,其合理化的現實依據愈堅實,愈富於邏輯性,愈有說服力;是故,從科幻角度來看,不管《似曾相識》也好、《科學怪人》也好;或是《失落的地平線》、《時光機器》,都開始於現實面,延伸向不可能的另一端,得以展開奇崛的動人情節,我們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科學怪人》、《失落的地平線》,都是從敘述者的發現展開倒敘,虛實交織,揭開浪漫傳奇。
原作者詹姆斯.希爾頓創作的靈感,經考證來自奧地利美籍探險家約瑟夫.洛克(Joseph Rock, 1884─1962),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五年間,在雲南西北部考察探險期間,發表在《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系列圖文報導,詹姆斯.希爾頓從未到過西藏、雲南,卻是與之形成深切關係的第一位西方人。作家是凡人,生命和閱歷有限,行萬里路不及,讀萬卷書猶可為,作家運用相關資料,吸取其中養料,於閱讀融會貫通之後,虛構形成小說骨幹枝葉完成小說,這點在我是常有的經驗,科幻小說尤然。有名的《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正是同一操作方式,利用既有的理論虛構發展成小說,所以作者丹布朗(Dan Brown, 1964─)曾遭人控訴抄襲,告上法庭,不過最後勝訴,因為著作權所保護的是表達方式,並非論點。
科幻核心在科技─烏托邦提出社會願景
科幻小說史上一般認為瑪利.雪萊一八一八年出版的《科學怪人》為科幻小說的開端,但是也有學者將之推向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的克卜勒,他死後由兒子整理出版於一六三四年的《夢》,小說描寫月球之旅的風貌,融入豐富的科學元素。近期的研究者亞當.羅勃茨(Adam Roberts, 1965─)將科幻(非小說論述)的起點推向一六○○年在火刑柱上殉難的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因為布魯諾宣稱宇宙無限,而且包含無數個世界,被教會指為異端而活活燒死,布魯諾和他的著作和學說,被認為是科幻小說史上標誌性起點和適合人選,這也符合我在《科幻文學解構》書中畫出的圖形,將科幻理論與科幻小說合併或分開表述,名之為「科幻」或「科幻小說」各隨其便,不管小說或非小說都可以合稱「科幻」,也可以分開指涉。
對科幻有興趣者所難免質疑的是,烏托邦小說一向被列為科幻的一支,為何一五一六年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從來沒有被考慮作為科幻小說的起點?兩千多前柏拉圖《理想國》更不值一顧?一九八三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最不具科幻色彩的《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寫的是核子戰爭後飛機迫降荒島,流落島上一群兒童少年的鬥爭,科幻學者將之列為科幻作品,也有人說它是反烏托邦小說。二十世紀三大反烏托小說《我們》、《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我們琅琅上口;地理大發現時期─十五到十七世紀,人們渴望經由旅行找到一個不為人知的理想國度,湯瑪斯.摩爾的《烏托邦》被推崇為烏托邦小說的開端,與義大利的康伯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太陽城》(La città del Sole)、德國安德利亞(Johannes Valentinus Andreae, 1586─1654)《基督城》(Reipublicae Christianopolitanae descriptio)、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併稱為第一波烏托邦文學高峰期作品,培根也勾勒出運用科技創造理想國的圖景;然而,在科幻小說史上卻永遠不會有學者將《烏托邦》列為科幻先驅。為什麼?原因很簡單,科幻小說的原味在於含有科技成分,而非社會幻想,至於烏托邦小說,其重點在於提出社會願景和人文思想,科技只是陪襯。
科幻原味就在科幻核心具有科學、科技含量,我想起大陸現代著名的科幻小說家王晉康所提出的核心科幻理念,他大概是在作品中最堅持科學含量的科幻作家。他說:「單就『在科幻作品中把科學當成信仰』這一點來說,在眼下的中國科幻界(不說鄭文光、葉永烈那代人)恐怕我是最虔誠者,至少是之一吧。」他是以科學體系、科學精神、科學理性和科學手法作為科幻小說的創作思維,強調「科學是科幻的元文化」核心理念。
烏托邦、反烏托邦─寓言中的渴盼與焦慮
對於烏托邦小說與科幻,這樣看也許更清楚:烏托邦小說被列入科幻的原因在於它蘊含了「超現實.合理化」。
科幻小說中有一種寫作方式稱作顛倒法或極端法,把事物推到極端的一邊或相反方向的視角,會有不同的趣味景觀,反烏托邦小說正是烏托邦的顛倒。皮埃爾.布勒(Pierre Boulle, 1912─1994)寫的《人猿星球》(La Planète des singes)將人類與猿猴顛倒了,寫成猿猴統治了人類,電影《浩劫餘生》(Planet of the Apes)改拍的結尾,將之改變為人類的好戰毀滅了自己,地球成為猿猴所統治。倪匡短篇〈標本〉將人與外星人顛倒,外星人捕獲的生物─人類原來是最可怕的生物,所以被製成標本加以警示。倪匡科幻獎作品,將人與老鼠顛倒的〈人鼠〉(李宥樓)、劉碧玲寫出將人與機器人顛倒的〈笨小孩〉、洪平寫出將人與狗顛倒的〈開心〉、鄭年亨寫出將人與魚顛倒的〈島嶼湖〉,所有的反烏托邦小說都是烏托邦小說的顛倒(顛覆),不這樣看的話,不容易理解反烏托邦小說的思維運作由來。布雷伯瑞(Ray Bradbury, 1920─2012)的《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小說中將消防員救火的任務顛倒了,變成是拿著噴火器到處燒書的警察。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一九八四》將國家政權做了顛倒,由「和平部主管戰爭,仁愛部主管刑罰,真理部主管撤謊」,意味著「老大哥」倒行逆施。《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中的大人國、小人國,也是一種人物大小的顛倒,甚至寫到長生不老的的遺害,人想死也死不得,只是老衰痛苦,這是生死反諷。老舍《貓城記》連載於一九三二年的《現代》雜誌,正值九一八事變,小說講的是飛機失控降落在火星的貓國,主人翁被當「地球先生」受到貓人尊敬,貓人見錢眼開,殺人像作詩一般美妙,女人被當作玩物,貓國被矮子征服,這些所見所聞,影射的是中國。
《失落的地平線》誕生於二十世紀初葉與中葉之交世局動盪之時,帶來熱烈迴響,突顯人們尋找桃花源的渴求和嚮往,可說是湯瑪斯.摩爾《烏托邦》出版五百年來,烏托邦文學藝術的扛鼎之作,是重要的里程碑。巧合的是,《失落的地平線》出版時間與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 1894─1963)的《美麗新世界》(1932)相去不遠。《美麗新世界》與俄國的薩米爾欽(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Замя́тин, 1884─1937)的《我們》(1924)、英國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1948),併稱為二十世紀三大反烏托邦小說;實際上是俄國薩米亞欽的作品影響了之後的赫胥黎和歐威爾,都是二十世紀大戰恐懼和極權統治恐懼下的反諷對抗。
無論是烏托邦小說或反烏托邦小說,都是時代的鏡子,反映出世人恆久的盼望與潛意識焦慮 。
(本文作者為資深科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