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序
二○一七年秋天，李家人學弟在臺北東吳大學中文系碩士班進修，因為偶然的機緣接觸到小說版本學，萌生了以版本比較和詩歌分析相結合來研究《三國演義》的想法。再進一步查閱相關資料，發現無論是關於《三國演義》版本比較，還是其中引用詩歌的研究都很少。同時，在閱讀不同版本的《三國演義》時，還發現不僅其中的一些故事情節、人物對話不盡相同，在引用詩歌上也有顯著區別。有此新發現，遂決定以『《三國演義》引用詩歌的比較研究』為題，完成碩士階段的畢業論文。
歷來題為羅貫中所著的《三國演義》，共一百二十回。其中所引用的詩歌，根據版本的不同，數量也各有差異。這些詩歌或評判人物，或旁敘事件，或描繪景色，既與原著情節緊密結合，又顯示出編撰者對小說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感情色彩。這批詩歌，少部分為歷朝歷代知名詩人所作，而大部分的原作者則無從考證。在不同版本《三國演義》所引詩歌中，雖然多有重複，然而在重複的詩歌中，其字句、體裁上也往往有所差別。因此，就不同版本《三國演義》中所引詩歌為主要對象加以探討，每能發現其中包含編撰者情感態度之變化，以及背後時代因素之改易與落差。
本篇論文專以嘉靖本、李卓吾本、毛宗崗本三種《三國演義》版本為對象，採用文獻探討、文本分析為主要研究手法，再輔以比較法、歸納法，經歷了一年半左右的案牘勞神，竭思盡力，終於完成大約八萬字的研究成果。在論文中，首先理清了三個《三國演義》版本引用詩歌的大體分佈比例情況，包括不同勢力集團的數量分佈、不同人物的數量分佈以及不同人物和不同勢力的情感色彩比例等；其次，通過分析諸葛亮、曹操、關羽、劉備以及趙雲、呂布等主要人物的相關詩歌，歸納出了由嘉靖本到李卓吾本，再到毛宗崗本對這些人物的態度變化，以及這三個版本頌揚或貶斥的品質特徵的差異；再其次，通過綜合探討三個版本所引用的全體詩歌，得出了由嘉靖本，到李卓吾本，再到毛宗崗本越來越強的對蜀漢人物的褒揚，還有對蜀漢以外以曹魏、孫吳人物的貶斥；最後，則結合三個版本《三國演義》成書的時代背景與引用詩歌的情況，指出了不同版本《三國演義》，由早到晚的通俗化趨勢。
總之，本論文嘗試將《三國演義》的版本文獻與小說詩歌研究相結合，希冀能在前人的基礎上，開闢出一條中國傳統長篇小說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作者甚至發願，日後能繼續拓展研究對象與內容，著力於《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紅樓夢》等其他古典文學名著系統的研究，分析它們與《三國演義》文本傳播與價值生成方面的差異。若有機會，也能完成臺灣民眾對「明清五大長篇小說為代表的古典名著之認知研究」，包括閱讀情況、喜好、對人物的態度及對主旨的理解等。我們深深期盼此願望能夠早日實現。
王國良於臺北大學人文學院7F13研究室2019.12.23
林序
2015年9月至2019年6月期間，他在東吳大學碩士班讀古典文學研究生，作為他的導師，在三年的時間裏，我看著他學習、生活、做研究，一步一步地成長。現在，欣聞他在碩士論文基礎上完善而成的著作即將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興，在此先表示我衷心的祝賀。
說實話，李家人選《三國演義》研究為碩士論文的題目，最初我是有些擔心的。《三國演義》是中國最有影響的古典小說，但在文學研究界，它的地位歷來似乎並不是很高。這自然與這部小說本身的兩個特點有關，比如在幾部古典名著中，唯有《三國演義》與歷史最為接近，其中有不少內容如〈隆中對〉、〈出師表〉還直接搬用了陳壽的《三國志》，這便與以虛構為上的正宗文學觀念有距離；再比如，在幾本名著中，《三國演義》也是在民間通俗化傳播最廣泛的，其典型代表即大量的書場話本和戲曲題材，早在宋代既已經有專門以說三國為職業的說書人。有人曾做過統計，到20世紀中葉止，僅在大陸地區，以取材於《三國演義》京劇劇碼便有兩百多個，如果算上其他劇種更是不計其數。內容的接近歷史和傳播的通俗化，提升了《三國演義》的人氣，但在學院派話語中，通俗性或市場性提高對這部作品的文學價值認同來說卻不一定是好事。
另一方面，《三國演義》的文學價值和歷史地位，還與五四以來文學研究者對它研究不夠存在一定內在聯繫。以我對古典小說的粗淺知識來判斷，《紅樓夢》是五四以後才慢慢進入文學殿堂的，這其中離不開胡適、俞平伯等學者對它的研究和肯定，而他們的研究成果被人們認可，部分又得益於研究方法與研究對象的匹配，因為無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考據派，還是八十年代以後比較流行的索隱派，都是比較適合《紅樓夢》這種帶有濃厚的「謎語」性質的文本特點的，但卻不適合其他類型的小說。與其他古典小說相比，《三國演義》有兩個顯著的文本特點，一是其有明顯的史傳性，即把真實紀實與虛構敘事的結合，一是其有一定的話本性，即兼有書場所用話本與文人創作小說的特點。只有從這兩個特點切入，才有可能發現《三國演義》的獨特價值。十多年前，廈門大學的易中天在CCTV《百家講壇》講《三國演義》取得巨大成功，甚至引起一陣不小的三國熱，我覺得也與他所用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有關。他是將《三國演義》所講的虛構故事與《三國志》記錄的真實歷史加以對照，基於不同文本的間性來重新闡釋人物，這種研究無疑就抓住了史傳文學的某種本質特徵。李家人的論文所用的研究路徑，則是從《三國演義》的另一個文本特點入手展開的，這就是其話本特點。
所謂話本，就是說書人在書場說書時所依據的底本。說書人所用的話本與供讀者閱讀的小說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後者是由受眾（讀者）直接面對文本進行閱讀和欣賞活動；而前者則是在受眾與文本之間加入了一個轉述人，人們在聽書過程中，文本中描寫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都有說書人在其中加以重塑；受眾的情感態度甚至閱讀節奏，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轉述人的控制。一般來說，在話本類小說中，轉述人主要通過兩種手段來顯示自己的存在，一是「插話」，即使用帶有說書人身分的告白或立場直接出來說話，如「各位看官」、「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二是引用他人的言論或作品間接表達情感或看法，如「後人論道……」「後人有詩贊曰……」。前一種手段在章回小說的成書過程中已經得到相當多的淨化，或許只留下「且聽下回分解」之類的痕跡了，而後一種手段的形式被比較多地保留下來。在幾本古典小說名著中，《西遊記》、《水滸傳》當然都有一定數量的贊詩，但與其他幾本相比，《三國演義》中不僅保留的贊詩最多，與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情感態度的表達，關係也最為密切。因此，在幾大名著中，《三國演義》可以算是保留的話本色彩最濃厚的。李家人以《三國演義》中引用的詩歌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比較明嘉靖本、清初李卓吾評本和毛宗崗評本中引用詩歌，包括贊詩的數量、體裁、情感傾向等在三個政治集團、三國主要人物、三國故事主要情節上的分佈及變化，透過不同版本贊詩的取與棄、多與少、沿用與改寫、褒與貶，來考察不同傳播者隱藏在故事背後的情感傾向和價值觀。這一研究路徑，無疑也抓住了話本類小說的一個突出特點，與易中天的研究路徑其實有異曲同工之處。
研究路徑和研究方法的改變，便比較容易得到獨特的發現。比如曹操的形象，公認地存在一個漸漸「黑化」歷史演變過程，即由有雄才大略之歷史能人到弄權篡位之奸臣的演變過程。比如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中，曹劉便是比肩而立的英雄豪傑。這至少說明，在宋代，對曹操形象的評價並不是一邊倒的撻伐之聲。那麼後來，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曹操形象的逐漸「黑化」呢，其中民間文學藝術在曹操形象演化中發揮了多大作用？從《三國演義》的流布來看能不能找到蛛絲馬跡？這應該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李家人通過對比研究發現，三個有代表性的《三國演義》版本裏有關曹操的故事情節並沒有多少差異，但人物贊詩卻差異頗大，「嘉靖本中有明顯褒揚曹操的詩歌，沒有直接貶斥曹操的詩歌，對曹操較為推崇。李卓吾本在保留了嘉靖本所有對曹操有褒揚態度的詩歌的同時，增加了四首貶斥、挖苦曹操的詩歌，整體態度有褒有貶，趨於中立。毛宗崗本在保留了李卓吾本所有貶斥、挖苦曹操詩歌的同時，刪去了所有褒揚曹操的詩歌，在三個版本中，貶斥曹操的態度最為明顯。」這一變化顯然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曹操這類藝術形象的建構奧妙，即他們在由歷史人物向藝術人物的過程中，代表精英知識分子的點評者所擅長的批判意識，和代表通俗化的書場聽眾所需要的人物臉譜化結合起來，共同參與了曹操形象的歷史和藝術建構。除了曹操的形象以外，諸葛亮、劉備的形象乃至於整個《三國演義》的主旨，也都可以通過對贊詩的梳理和解讀而有所發現，這應該是李家人的研究帶給我們的第一點啟示。
據說，李家人從很小的時候便喜歡《三國演義》，後來的中學、大學期間雖然有課業的壓力，但也仍然沒有放下對它的關注與思考，至於長期浸潤才可能有偶然的收穫。正應了「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那句古話。說到底，現在從事人文科學尤其是古典文學研究，幾乎處在社會行業鏈的最邊緣，既不可能給研究者換來豐厚的報酬，對社會發展也沒有直接的推動價值，因此，如果沒有發自內心的喜歡，不能從閱讀、欣賞以及研究活動中找到樂趣，而僅僅為稻粱而謀，不僅難以有真正的發現，甚至還是件很痛苦的差事。相反，如果對它有發自內心的興趣，並且使之與自己的個性特質、生活趣味和生命狀態相契合，則就可以借此將世俗紛擾擋在門外，而獨享閱讀與發現的樂趣。我覺得李家人秉性純真，對古典文學研究也很執著，很適合從事這類工作。當然，這篇書稿的出版只能算是一個開頭，光書中就還有許多問題有待作更深入的探討，比如將把文本變遷與社會歷史背景研究結合起來是不是有更多發現？將不同版本中的贊詩與評點結合起來研究是不是更有說服力？希望他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另外，我也建議他適當拓展研究視野，即從《三國演義》起步，逐步向其他作品和話題延伸，從《三國演義》專家慢慢成長為古典文學專家。
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唐詩宋詞，在古典文學方面沒有多少發言權，因此對書稿的話題本身不敢妄加評論，謹以此文對他過去的努力表示鼓勵，也對他的未來寄予期待。
林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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