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以及隨後的歐債危機，對全球的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各國都在尋找使本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調整方式。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粗放型的發展方式更是遭到了嚴峻的挑戰，暴露出中國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的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等問題的嚴重性。產業結構是否合理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直接的影響作用。因此，在當前經濟形勢下亟須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不僅可以有效地促進國民經濟健康、快速發展，而且是中國融入全球化經濟體系、增強自身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前提條件。從理論角度出發，市場和政府都可以完成對產業結構的完善和升級，但是，市場對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較長的時間，並且面臨的未知風險也較多。而政府出抬的財政政策卻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針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同問題，政府可以快速制定和實施相應的財政政策予以解決，有效的政策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得到理想的效果。在中國三大產業發展和調整的過程中，政府出抬的財政政策始終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雖然中國三大產業在結構和規模上都處於不斷的調整和變革之中，但是與已開發國家相比，中國三大產業的發展仍存在著諸多問題。本書通過實證研究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中國三大產業的差異性影響，為調整財政支出的規模和結構及促進三大產業的發展提供參考借鑑。
從已有的文獻可知，財政政策對於經濟發展的作用一直都是各界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這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研究財政收支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二是研究財政收支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儘管國內對產業結構相關問題研究較多，但關於財政政策對產業效應則多是定性和統計分析，相關實證研究很少。據筆者所知，幾乎沒有相關的專著對此進行深入和系統的研究。因此，這部分研究具有一定的價值空間。為此本書就財政政策對產業效應進行研究：
第一部分是中國財政支出的產業效應差異性實證研究，主要以向量自迴歸模型（VAR）來進行討論的；第二部分是對財政支出、要素累積與產業結構調整問題的探討，主要使用的是面板數據來進行實證分析；第三部分就流轉稅和所得稅對產業差異性效應進行實證研究，主要是用向量自迴歸模型（VAR）；第四部分主要研究稅收對三大產業就業結構的影響，通過理論分析和構建動態面板模型，選取2006-2016年中國各省級的相關數據，來實證分析所得稅對三大產業就業的影響，並得出相關的結論。
在第一部分中，筆者選用中國1953年至2011年共59年的數據，將所有的變量分為三個組（第一產業組：中央財政支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二產業組：中央財政支出、 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組：中央財政支出、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第三產業增加值），並對三個產業組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以及格蘭杰因果檢驗。然後對三個產業組分別建立結構向量自迴歸模型（SVAR），得出脈衝回應和方差分解的結果。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中國地方政府對第一產業的財政支出結構比較合理，中國應該在保持這種擠入效應的同時，繼續完善和推廣這種投資結構模式；對於第一產業中的中央財政支出，不僅要適度地加大支出規模，而且要注意其支出結構的合理性，要切實用好中央政府對第一產業的財政支持，切實將資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促進第一產業的發展。第二，中國第二產業的發展對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具有較大的正反應，在發展第二產業時，應特別關注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投入，保持和完善這種較強的擠入效應，對於促進第二產業的健康和快速發展至關重要；但是，中央財政支出對第二產業產生了明顯的擠出效應，說明中國中央政府在對第二產業的投入上相對地方政府的投入還存在一些內在問題。第三，中國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具有較大的依存度，在發展第三產業時，應特別關注地方政府財政投入，改變這種較強的擠出效應，對於促進第三產業的健康和快速發展至關重要；中央財政支出對第三產業產生了明顯的擠入效應，說明中國中央財政在對第三產業的投入上相對地方政府財政對第三產業的投入更加合理有效。
在第二部分中，從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的特徵出發，討論了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的影響因素，在分析中國產業結構以及區域產業結構變化的基礎上，從產業間資本與勞動要素累積的視角出發， 研究了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的影響。這一部分重點研究的是，利用2003-2012年中國31省（直轄市、自治區）面板數據分析政府財政支出對產業結構變化的影響。實證檢驗發現： 第一，不論是通過資本、勞動要素累積還是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對三次產業產值產生影響，財政支出對中國第三產業的促進作用最強，第二產業次之且影響系數與第三產業接近，第一產業最弱；第二，中國財政支出對第一產業資本累積影響較小，對第二產業資本累積影響較大，對第三產業資本累積影響最大，中國財政支出對三次產業的勞動要素累積影響均較小；第三，財政支出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影響產業產值的作用遠遠大於通過資本與勞動要素累積影響產業產值的作用。
在第三部分中，筆者基於VAR模型，選用了1994-2011年的年度數據，對各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及根據AIC、SC等原則對滯後階數檢驗。然後，筆者對VAR模型內生變量的選擇及識別條件進行研究分析。再通過本部分建立的VAR向量自迴歸模型，並從脈衝回應以及方差分解分析兩個方面進行實證分析，得到實證結果如下： 第一，三大產業增加值對流轉稅和所得稅衝擊的脈衝回應圖軌跡相似，只是回應的程度和力度不同，兩者都會對三個產業增加值產生微弱負效應。流轉稅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影響最大，其次是第二產業，最後是第一產業。同樣，所得稅也是對第三產業增加值影響最大，其次是第二產業，最後是第一產業。在總體來看，所得稅對三個產業增加值的影響都要大於流轉稅所產生的影響。說明對產值影響方面，所得稅調節功能優於流轉稅。第二，產業結構對流轉稅和所得稅衝擊的脈衝回應圖軌跡仍然相似，只是回應強度不同，兩者對產業結構都會產生微弱負效應。在短期來看，與所得稅相比較流轉稅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效應會強烈一些，但從長期來看，相比所得稅，流轉稅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效應更好。說明對結構影響方面，流轉稅調節功能好於所得稅。第三，不論是對三個產業值的影響還是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流轉稅和所得稅的貢獻度都不是很高，說明產業經濟的發展因素是各方面作用的結果，稅收政策僅僅是其中一個很小的方面。
在第四部分中，首先，我們主要闡述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三大產業就業結構的基本概念， 進一步在宏觀層面理論分析稅收對就業的影響，然後，對所得稅具體分稅種分析個人所得稅對勞動供給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企業所得稅對勞動力需求的促進效應和阻礙效應等相關理論。接著，在此基礎上對所得稅（主要指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與三大產業就業結構的現狀進行統計性描述，並對相關現狀進一步小結。最後，通過構建動態面板模型，選取2006年中國除海南、重慶和西藏外各省（直轄市、 自治區） 的相關數據。實證研究主要結論如下：一是，個人所得稅對三大產業就業的影響都是正向的，主要是目前中國收入水準總體上並不高，個人所得稅的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減少，為了維持之前的收入水準，使得稅收對就業的替代效應起主導作用，勞動供給增加；同時中國實際就業壓力大，個人並不會因為個人所得稅而放棄工作。二是，企業所得稅對第一產業就業的影響是正向的，對第二產業就業和第三產業就業的影響是負向的。企業所得稅稅源主要來自第二、三產業，對第一產業相關企業影響較小，並且中國對第一產業就業實行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政策，對第一產業就業是正向的影響。 然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相關企業受企業所得稅影響較大，企業所得稅使得第二、三產業的稅負增加，企業縮小生產規模，減少勞動需求，對第二、三產業就業是負向的影響。
中國的財政體制和機制都處於轉變和改革的關鍵時期，與地方政府財政支出的相關配套基礎機制還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還需要進一步改善。任何事物的發展總要經歷一個過程，尤其是財政體制這種複雜的事物，改革和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漸進地尋求使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最優化的途徑，來調整產業結構。根據本書的實證結論，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在財政支出方面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轉變產業調控思路。政府應當轉變原有的產業調控思路，即摒棄原有的盲目投資、上項目、給補貼的調控方式，應當尊重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擴大企業自主權，而對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應當果斷出手，發揮財政政策的調控作用，如保護環境、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推動創新等。第二，積極優化產業結構。政府應當積極追求財政支出總量有限條件下的結構優化，進而實現以最小的支出規模和最優的支出結構達到有效的產業結構調整目標。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應當以國家產業發展政策為導向， 合理地安排財政支出。一是要提高政府運行效率， 嚴格控制龐大的行政管理費等非生產性支出；二是要逐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擴大對公共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與水準；三是擴大對教育、科技方面的支出，推動全社會創新能力提高，提高勞動者素質，以適應知識經濟背景下產業結構升級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
第三，創造產業轉移條件。完善社會保障服務體系，解決戶籍制度困境下勞動力流動性的問題， 為人口向第三產業轉移創造有利條件。目前，中國已經開始實行各項有利於人口流動的民生政策，如社會保險帳戶異地轉移、積分落戶、逐步廢除戶籍二元制等，極大促進了中國區域間、產業間的人口流動，有利於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稅收政策方面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在產值上所得稅對總量調節比流轉稅更具優勢。我們因此需要進一步推動企業所得稅改革，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逐步提高個人所得稅在稅收總收入中的比重。未來我們國家個人所得稅改革需要朝兩個相互聯繫的目標努力：
①在目前的稅制調整中要逐步地提高個人
所得稅比重，因為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是建立在籌集收入總量的基礎上的，若占稅收收入比重不高是不足以承擔起扭轉稅制累退性任務的。
②要不斷加快推進「綜合與分類結合」的稅制改革，提高個稅對收入來源多、高收入階層的調節力度，同時要加強差別化的費用扣除，從而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負擔。第二，在結構調整上，長期來看流轉稅調節效果比所得稅要好。在市場經濟完全條件下，所得稅調節理應強於流轉稅， 流轉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稅負轉嫁機制會得到充分發揮。在中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市場規則不完善的情況下，流轉稅配合著價格調節生產與消費，對產業結構方面的調整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我們要重視流轉稅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良好效應，進一步完善流轉稅改革並且努力調整流轉稅的稅負結構，減輕流轉稅稅制的累退性。第三，無論是對三大產業產值還是對產業結構，稅收政策的貢獻度並不是很大，說明稅收政策對於產業經濟效應沒想像的那麼大，這就要求我們站在制度和政策的角度，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需求良好的政策環境為宏觀調控的稅收政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明確了稅收政策對於產業經濟的作用的機制。第四，在促進勞動就業上，首先，完善稅收對不同群體就業優惠政策的形式，尤其需緩解大學生的結構性失業的壓力；其次，由於第三產業對就業具有巨大的吸納能力，因此應加快發展第三產業，並完善促進第三產業就業的所得稅優惠政策；最後，加大教育培訓的稅收優惠，通過降低企業和個人的教育成本，加大職業教育培訓力度，提高勞動者的綜合素質，促進就業的增加。
在此，我對本書的作者做一個說明。本書是我研究財政政策與產業結構的成果之一，在這一研究中我對研究選題、研究設計及謀篇佈局進行了深入思考，從而形成了四位碩士生的畢業論文選題，最終撰寫成本書的四部分內容。
撰寫第一部分的是王雷和王文甫，撰寫第二部分的是汪海俊和王文甫，撰寫第三部分的是李智敏和王文甫，撰寫第四部分的是艾永鋒和王文甫。在此基礎上，我對以上四部分內容做了總體上的邏輯安排和認真的修改，從而形成本書，同時，我的博士生王德新為本書做了大量的編排工作，在此表示感謝！
同時，還要感謝出版社的兩位老師——何春梅老師和廖慶老師，在她們認真編校和督促下，我在書稿的修改過程中克服了自己疏懶的弱點，認真對待書稿的修改工作。她們一絲不苟和認真工作的態度，使我在校對書稿中來不得半點馬虎，並使我認識到，做學問要嚴格要求自己，時刻不忘做學問的 「初心」！
王文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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