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由台灣蘭臺出版社出版的《勞榦先生學術著作選集》聞世了，可謂是簡牘學界世紀重典，值得慶賀與感謝！
選集收錄論著十一類一百二十四種，分四冊印行，全面展現了勞榦先生畢生的研究成果，突出了論著之精華，為廣大學仁提供了研究之便利，更是對勞榦先生學術風範的繼承和發揚，它將成為我們案頭的座右銘。
勞先生，名榦，字貞一，生於陝西，籍於湖南，學於北京，歷於世界。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二十四歲時，畢業於北京大學，旋即參予當時新發現之居延漢簡的整理工作，並終身為業。至二○○三年遷逝，凡七十二年間，未停筆墨，辛勤耕耘，論著充棟，著作等身，德高望眾，學界仰敬，是名符其實的史學大家，文學家，教育家，書法家，簡牘學泰斗。
先生之所以成為史學大家，是因先生有嚴謹的治學態度，紮實的文獻功底，嚴密的論證學風和求實的研究作風，正如他自己總結所言：「在許多論文中，也只是先去找問題，找疑點，然後再盡量的搜求證據。至於結論如何？我自己多半是不知道的。有時把結論規定好了，又重新換過，有時所得結論並非原來所預料的結論，甚至有時還是不大喜歡的結論，為著闡明事實的真象，也時常放棄了可喜的、有趣的結論，而歸到平常的、毫不驚人的結論。」
先生之所以成為史學大家，是因先生具有廣濶的學術視野，敏銳的洞察力，深遂的思考力，為此研究的領域幾乎涵蓋了歷史學的各個分野，政治與歷史、社會與制度、文化與思想、地理與邊疆、文字與文學、考古與古籍、古器物與書法以及曆法等等領域甚廣，顯示了驚人的研究力。他的學術研究所關注的思維厚度亦從高層到基礎，涉獵了歷史學的各個層面，並有精闢的論述。如在研究中國歷史的周期和分期問題時，他提出：「一個朝代的興衰完全和一個家族的興衰合而為一。」在論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時指出，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最大欠缺是管臣，管民，不管君。制君，限君，將最高權力置於制度化的有效限制之下，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制君、限君，分散政治權力以減少政治風險，才是民主的起點。又如在研究儒家與政治社會時指出：「儒家的成功主要在教育上，從學校出來的人大都有親儒傾向。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和倫理學者，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功的人，後來將他塑造成政治導師般的聖人，處處都被政治意識滲入和利用，實在是偏離了歷史的真相。漢代罷黜百家，獨遵儒術，是政治直接介入學術，學術和政治聯姻，思想和文化由此喪失創造力和活力，儒家思想從此僵化，政治也由此步入脫離現實的迷途，其結果就是使政治思想走上迂腐僵化之路。」勞先生的這些論點至今仍有劃時代的意義。
先生之所以成為簡牘學泰斗，是因為他是居延漢簡整理、考釋、研究的集大成者，一釋（《居延漢簡釋文之部》），三考（《居延漢簡‧考釋之部》、《居延漢簡考證之部》、《居延漢簡考證補》，代表著居延漢簡研究的最高水平，不但將居延漢簡推向了全世界學術研究的軌道，而且催生了一門新學科──簡牘學的誕生。在不斷研究的過程中，先生於一九四二年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直赴西北，用腳實際丈量了額濟納河（居延）和疏勒河（敦煌）兩河流域的長城，烽燧，城鄣遺址，更加充實了對漢簡的認識，此後新的論著不斷湧現，《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漢簡中的烽》、《兩關遺址考》、《河西四郡建置考》、《秦漢時代的長城》等等皆成為不朽之名著。顧頡剛先生在《當代中國史》中評價說：「關於秦漢史的研究，以勞榦先生的成就最大，所發表的論文，俱極精審，發前人之所未發。」
勞先生一生之研究，以漢代為中心，上及上古，下及南北朝，成績輝煌。除此又是書法家和文學家，精通文字學，善於揮書，在留寓四川板栗㘭時書丹了《留別李莊栗峰碑銘》成為歷史之作。先生又善於賦詩，大作累積，僅就居延故地五言詩即可窺見之文學之魂：「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廢壘高重重，想見懸旗旌。今茲天海間，但有秋雲輕。歸途遇崎嶇，枯柳相依凭。長河向天流，落日如有聲。刺草凝白霜，古道紛縱橫，豈伊車轍間，曾有千軍行，吊古寧復而，世亂思清平。誰為畫長策，贏此千載名。」名符其實史學大家、文豪矣！敬之！仰之！
文／何雙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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