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一個名字與無數個替身
卡繆曾刺痛過他的故土阿爾及利亞。至少在一些人眼中是這樣。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趁他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間隙，一位阿裔學生詢問他對「民族解放陣線」領導的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評價，他當即斥之為盲目的恐怖行為。他的理由是：「某一天，我的母親和家人也可能遭遇襲擊。我相信正義，但在正義之前我必須先保護好母親。」這段回答還有另一個措詞略顯不同的版本：「他們（指反抗者）正向阿爾及爾的電車發射炮彈，而此刻，我母親可能恰好坐在電車裡。如果那就是所謂正義，我會偏向我的母親。」
一句流傳甚廣的偽格言由此誕生了：「在正義和母親之間，我選擇母親。」它像一只標籤死死貼在卡繆身上，但問題在於，他壓根沒說過那句被重新編排過的話。我們難以揣度在阿爾及利亞度過人生前半程、直到二戰時才融入巴黎文化圈的卡繆，究竟如何看待他的故土走向獨立並將被重新定義為「故國」這一事件，以及隨之發生的一切必要或非必要的暴力。可以想見，這些在今天看來仍不合時宜的言論，在當年遭到了巴黎進步者們怎樣的異議。公開反駁此類言論的，就有他的舊友沙特與西蒙‧波娃。他似乎也經歷過莫爾索在《異鄉人》裡遭受的「靈魂審判」。分隔他與朋友們的，或許不是他們政治光譜的差異，而是他在阿爾及利亞這片土地上具體的堅持與反抗。
一九三○年代末期，尚在阿爾及爾擔任記者的卡繆（其本職是文學紀事作者）曾撰寫一系列文章，痛陳阿拉伯人民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悲劇。他吹響的號角掀動了當地政治抵抗的旋風。事實上，此種介入性也一直縈繞著他後續的文學生涯。這位老革命分子持續的疾呼不可謂不發自肺腑，只是在當時，他的論調顯得太獨特以至於刺耳罷了。
必須承認，卡繆沒有料到僅在他去世兩年後，阿爾及利亞就贏得了民族解放鬥爭的勝利，在世界地圖上擁有了一塊獨立的面積。作為出身於法屬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兼具法國與西班牙血統但掙扎在貧窮中的白人，作為阿爾及利亞人眼中的法國人、法國人眼中的阿爾及利亞人，卡繆是否將命運的贈予轉而傾注於莫爾索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希望像他那位為法國捐軀的父親一樣，加入法屬阿爾及利亞兵團，但肺結核病史將他擋在軍隊的圍牆外。沒過多久，阿爾及利亞當局又禁掉了卡繆為之嘔心的《共和晚報》。一九四○年春天，身心俱疲的他只得離開母親，前往當時的世界文學中心──巴黎。
同年五月，卡繆在蒙馬特的旅館裡寫完了《異鄉人》。兩年後的夏天，經多位大老推薦，它終於在加斯東‧伽利馬執掌的那家著名出版社面世了。小說的情節足以用兩場死亡來概括，它們分別揭開了上下兩部的序幕。小說開頭，主人公莫爾索的母親在養老院去世，他前往馬倫戈，轉下午兩點鐘的公車去為媽媽辦理後事。隨後，他回到自己家，去海濱浴場游泳，倚在陽臺上發呆，發展和瑪麗的戀情，遭遇薩拉馬諾和他的狗，誤打誤撞捲入鄰居雷蒙‧桑特斯及其情人之間的糾紛，與友人結伴去馬松的海濱木屋。第二場死亡則涉及謀殺：我們的敘事者莫爾索在被陽光烤紅的沙灘上連開五槍，殺掉一個不知姓名的阿拉伯人。起因是阿拉伯人的妹妹和那個雷蒙‧桑特斯之間產生了情感糾葛。
這場情殺（我更願意稱之為「代理情殺」）極其簡單也極其複雜：當你聽到莫爾索在法庭上澄清自己並無殺人的意圖，一切都是陽光在充當「凶手」時，可能會產生很大的困惑。不過，你至少不會因此將《異鄉人》當成偵探小說，它甚至比你想像得更古典一點──恰如沙特所說，這是一篇短小的「道德小說」，羅蘭‧巴特更將其評價為「戰後第一部古典小說」。小說的第二部分圍繞因槍殺案而被捕的莫爾索在監獄、法庭的經歷和心理體驗而展開。和第一部冷靜的、保持距離感的風格相比，第二部的戲劇性更強，因為我們面對的主人公不再是那個無所事事者，而是受精確的法律制度檢視的嫌疑犯。「嫌疑」，莫爾索已覺察到這種錯位與荒謬，他對此的反應是：一改之前沉默寡言的形象，在獄中一番慷慨陳詞，然後平靜地等待死刑的執行。
我們不需要在「異鄉人」這個譯名上附加過多的文學想像。法語裡的“l’étranger”是很普通的詞，意為「陌生人」或「外國人」。（看看卡繆的一生吧，誰是外國人，誰又是法國人？）一九四○年代初，在法國的巴黎和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暫居的那段日子裡，卡繆時常在筆記本裡寫下“l’ étranger”這個詞：「一切都讓我覺得陌生……我不屬於這裡──也不屬於別處。世界是一幅我不認識的風景，我的心在其中找不到依靠。陌生，誰能知曉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麼。」《異鄉人》的主人公莫爾索是一位我們都熟悉的陌生人。即便熟稔了他的全部故事，也未必能明確地知道：他是誰。我們僅僅了解到他的姓氏是莫爾索，這還是從那位略顯嚴厲的養老院院長口中聽來的：「莫爾索夫人是三年前送到這裡來的。您是她唯一的經濟來源。」在小說第二部中，預審法官訊問莫爾索的「住址、職業、出生日期以及出生地」，再細心的讀者也回答不出這些問題，因為莫爾索依舊是個陌生人。而這一再重複的「身分調查」環節同樣困擾著莫爾索。也許，他只是自以為知道自己是誰？
一些讀者因他冷漠而感到陌生，另一些則出於同樣的緣由覺得他無比親切。他對母親的死無動於衷，像是例行公事。他看似愛著瑪麗，但親密關係僅限於肉身的愉悅，一旦超出肉身感知的範圍，這種興趣的濃度會急劇降低直至消散。一個例證便是，在監獄裡不得不與瑪麗遙遙相隔時，莫爾索幻想的對象便從一個女人擴展為一群女人。或者，每當瑪麗提出結婚或以調皮的口吻問他愛不愛她，他總是閃避問題，說「那什麼都不能說明」。這是他的口頭禪。初次面見辯護律師時，律師問到他和母親的關係究竟如何，他回答：「我無疑深愛著媽媽，但那並不能說明什麼。」想想作者卡繆和阿爾及利亞之間複雜的關係吧：「如果那就是所謂正義，我會偏向我的母親。」莫爾索一度和雷蒙成了患難之交，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前者從後者的熱情中收穫了一半驚訝和一半愉悅。但這分友誼全程由雷蒙主導，莫爾索只負責針對他的提議回答「是」或「否」。我們也許驚訝於莫爾索竟如此「仗義」，果真替雷蒙寫了那封寄給阿拉伯情人的挑釁的信，但此事的推動力也幾乎全然來源於雷蒙本人。寫或不寫，對莫爾索來說根本沒什麼差別。
不過，必須澄清的是，莫爾索絕非一個對事事都無感的男人。情欲對他的擾動自不待言。小說臨近結尾時，被莫爾索拒絕數次的神父堅持親臨牢房對他進行宗教開導，忍耐已久的莫爾索終於失控了，他怒不可遏地斥責神父的「確信連女人的一根髮絲都不如」。要知道，那幾乎是他唯一一次無法自持的情緒危機。而女人的頭髮恰恰是莫爾索藉以喚回身體感受力與想像力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只消回想一下他跟瑪麗燃起情欲後的那個星期天，「我在床上翻了個身，想聞聞長條枕上是否殘存著瑪麗髮絲間的鹽味」。我們也不得不承認，莫爾索很擅長感知和勾勒自然之物的肌理，無論是作為考驗物的陽光抑或作為撫慰劑的海水，在他的轉述中都飽滿如阿爾及利亞的夏天。沒錯，就這一點來說，他身兼詩人、風景畫家、肖像雕刻師數重身分而不知疲倦。
莫爾索是一個將感官通道全然敞開給愛欲與自然的感受者，但他很難稱得上是積極的思考者，尤其在人事和社會性的領域。他自己也承認：「我壓根不懂得最基本的情感反應。」這也是為何他始終被視作異鄉人。他更願意把自己鎖定在一些相對封閉和狹窄的空間裡，無論是他自由時期的公寓和辦公室，還是案發後的牢房、預審室和法庭。他很快就適應了監獄的生活，這絲毫不令人意外，因為早先他母親剛去世時，他就把自己的公寓布置成了監獄：「現在這房子對我來說太大了，我該把餐桌搬到自己臥室裡。現在我只住這間房，房間裡擺著幾個輕微凹陷的藤椅，壁櫥的鏡子已經泛黃，此外還有一座梳妝臺，一張銅床。其他東西就隨意扔在那裡。」他將活動空間不斷縮減到臥室的範圍。此外他只需要一個窗戶，它的作用和意義在於：他既可以做一個閒適地面朝外部的觀看者，又免於直接與外界溝通，而是將外界事物選擇性地引入熟悉的空間。莫爾索始終將溝通著內與外的閥門掌握在自己手中。這種封閉了大部分的風景、只局部顯露「市郊的主幹道」的空間結構，與他的牢房很類似：「監獄俯瞰著整座城市，透過小窗我能看見大海。」
然而，一旦被拋出這個安全區域，進入危險的外部，莫爾索的緊張情緒和潛意識裡的「罪感」就會被激發出來。當莫爾索與他母親年邁的朋友一同守靈，他從觀看者變為被觀看者時，便萌生了這樣一種在他看來很荒謬但事後發現一點都不可笑的想法：「他們在審判我。」不過，這只是牢獄生涯的表面，或者，僅僅是為海灘上發生的那場更嚴峻的危機做一次預演。
莫爾索對阿拉伯人接連開槍四次之後，自稱「就好像我在厄運之門上快速地連敲四下」，然而，從外部敲門正意味著請求進入內部，謀殺行為幫他實現了從開放空間返回到他熟悉的密閉空間的可能──從海灘到辦公室，從豔陽天到牢房，莫爾索獲得了似曾相識的安逸，但同時，外界施加給他的罪感化為羈押的現狀。他因無名阿拉伯人被殺案而被捕，但法庭的幾輪推測卻一再聚焦於他母親的死亡。檢察官認定，恰恰是莫爾索殺了自己的母親，他「從道德上」殺了她：因為早在埋葬她的時候，他就懷了一顆「罪犯的心」。他們堅持認為：第一樁罪行是第二樁罪行的預備與鐵證。就像卡繆在一九五五年的自序中所總結的：「在現行社會，倘若某人沒在母親葬禮上哭，便有被處死的風險。」我們可以把整本書的情節簡化成一句話：莫爾索因「陌生」而獲罪。異鄉人有罪。罪名即是：「與人類社會格格不入」。
然而，回到槍殺案本身，我們就會察覺到一種怪誕與錯亂。莫爾索被判死刑，不是因為殺了阿拉伯人，而是因為看門人詢問他：「您不想看看（您母親的遺體）嗎？」他回答說不想。也因為他沒有略微在母親墓前停留片刻。「道德的人」對人的審判，是對人的「靈魂」的教會式審判而非對行為的審判。莫爾索獲罪，竟然不是因為他做了什麼（開槍殺害阿拉伯人），而是因為他沒有做什麼（沒在母親葬禮上流淚）。
我們不會忘記預審法官在陰暗的提審室裡那句陰森森的發言：「我真正感興趣的，是您。」「罪惡靈魂」的前提一旦被給定，法律的任務便成了杜撰謀殺者的故事線。在法庭上，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忽然變身為小說家，以各自的想像補充莫爾索在罪行之外的「罪行」，從而使他的「罪」符合邏輯：「各位陪審團成員，請你們注意，這個男人在母親葬禮後的第二天就去游泳，跟一位女人發生關係，還看著喜劇片哈哈大笑。」再晚一些，檢察官更言之鑿鑿：「就是這個人，在他母親入葬的第二天，就進行了最無恥的淫亂活動，而且僅僅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瑣事，為了清算一樁傷風敗俗的情事，就動手殺人。」 然而，我們從小說第一部的敘述中很容易發現，在莫爾索的視線裡，很多事件原本就是彼此分離、並無邏輯關聯的。坐在被告席上的莫爾索只能以他沉默寡言的風格為自己辯白，配合著檢察官的表演而蛻變成這部法庭小說的「讀者」。他說，律師的「才華遠不如那位檢察官」，「他根本沒提葬禮的事，這可以說是嚴重的漏洞」。
不過，律師的辯護策略正是從嫌疑人面臨的根本困境出發的：正義的審判既已開庭，嫌犯卻尚未真正獲得受審的資格。每當得到珍貴的發言機會，他總是口齒不清、語無倫次。他的話語裡遍布著偶然性，而邏輯的必然性卻時時缺席。檢察官對此的評價是：「『偶然』在整個故事裡真是做盡了壞事，把良心都敗壞了。」我們要如何在聽眾面前為這樣一個荒謬的人辯護？檢察官與律師看似對峙，雙方卻保持著內在的一致性：他們都默認法律所保護的正義首先是「正常人」的正義。於是，爭議的焦點始終在於，莫爾索是不是這一框架下的正常人。「是我殺的人。」律師代莫爾索進行的陳述令當事人驚愕萬分。然而，這一敘事策略確實為嫌疑人補充了他在發言中缺少的確定性。律師試圖以他的筆法與口才將莫爾索重塑為一個安全的、遵循社會規範（例如，他本應高聲為自我辯白）的人，然而，莫爾索本人的在場破壞了這一「人設」。當聽眾將哄笑送給他為殺人做出的無力辯解──他說殺害阿拉伯人「是由於太陽的緣故」──荒誕性的另一面稍稍被揭開：嫌疑犯恰恰因到場而被排除在審判之外。
對莫爾索的死刑判決或許是均質世界中每一個赤裸的「闖入者」的必然命運。「《異鄉人》描寫的是人在荒誕面前的那種赤裸。」卡繆在筆記本裡如是承認。事實上，審判早已在庭審日之前展開。僵化的情感與道德模式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現身，對闖入者來一次漫不經心的拷問。守靈夜是庭審的一次預演，而陪審團令莫爾索聯想到電車座位上的乘客：「他們打量著剛上車的你，指望在你身上發現可供取樂的東西。」我們發現，莫爾索與任何時空的遭遇幾乎都激發著他的「罪感」，而這罪感並不來自於他對社會法則的違背，而僅僅來自於周圍「乘客」對他的審視。由此，他在獄中設想著他被執行死刑的場景：「蜂擁而至的人群對我致以憎惡的嚎叫。」這意味著某種和解、服從，抑或是在發起一輪充滿至高敵意的挑釁？但最終，他此前想像中的死亡的儀式感被徹底打消，他突然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實際上，斷頭臺就簡簡單單地擺在地上，沒什麼比這更簡陋的了」，而且「斷頭臺的高度跟走向它的那個人身高等同，人靠近它，就像跟另一個人相遇」──這讓他覺得有些「丟人」。或許，正如他在監獄裡反覆閱讀的那則荒誕的當代悲劇，在特定空間中的一死，能夠成為人在時間中被辨認的憑據：
我在草席和床板之間發現一張報紙殘片，幾乎黏在褥布上，泛黃，透明。敘述的是一則社會新聞，開頭已經缺漏，但猜得出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一個男人離開他的捷克村莊去謀生。二十五年後，他發了財，終於攜同妻兒衣錦還鄉。他母親和姊姊那時在村裡經營一家旅館。他決定給她們一個驚喜，便將妻子孩子安置在另一家旅館，自己逕自去了母親那裡，母親卻沒認出他。為了逗逗她們，他臨時起意訂了一間房，還炫耀了自己身上的錢財。入夜，她們用錘子謀殺了他，劫走錢，又將屍體拋進了河裡。翌日早晨，他妻子來尋他，不明就裡地報出了客人的真實身分。他媽媽因此上吊。姊姊則投了井。
「以法國人民之名」做出的死刑判決使《異鄉人》的主人公免於那位捷克青年的厄運──還好，判決是基於莫爾索的真實姓名做出的。於是，我們不妨將視線轉向《異鄉人》中真正的無名者，那位被莫爾索連開五槍致死的阿拉伯人。這一情節的設置後來被提升為一樁文學事件，在卡繆生前與死後反覆被人提及。一九四一年，最早讀到《異鄉人》手稿的那批作家裡，安德烈‧馬爾羅和巴斯卡‧皮亞都曾擔心殺害阿拉伯人的那段情節「不夠有說服力」，但他們提供的修改建議僅限於增補一段文字以加強陽光與阿拉伯人的匕首之間的關聯。而卡繆堅持認為其中毫無缺陷。他們或許無暇注意到「無名者」的問題；但卡繆在作品裡剝除阿拉伯人「被命名權」的做法，在阿爾及利亞同胞眼中卻是暗含現實影射性的道義上的瑕疵，它進而演變成一樁作者自己都始料未及的醜聞。事實上，無名受害者的妹妹，情感糾紛的當事人之一，也在卡繆筆下遭受了同等的待遇。莫爾索透過她的名字辨認出她是個摩爾人（即北非阿拉伯人的統稱），但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說出那個名字。
這恰恰構成了七十年後卡梅‧答悟得寫作小說《異鄉人：翻案調查》的起點。同樣出身阿爾及利亞、用法語寫作的答悟得，在這本二○一三年出版的小說中讓那個被殺死在沙灘上的阿拉伯人有了名字──「穆薩」，它在阿拉伯語裡正是「摩西」的對應詞。就像是為他的文學前輩卡繆彌補了一點缺憾。
二○二○年二月八日於挪威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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