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痛苦：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

　　「人是藉著痛苦認識智慧，而不是透過享樂。」
　　──法國思想家西蒙・韋伊（Simone Weil）

　　是什麼樣的時代，讓有思想的人不願活著？

　　1927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投湖自盡，留下遺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身為民國初年最具聲望的學者，王國維突如其來的死亡，為當代中國知識界帶來極大震撼，對他的自殺動機，歷來更是爭論不絕、眾說紛紜。有人宣稱他是以遺老身份殉清、或為中國文化衰微而死，卻也有人認為他是經濟現實的因素而走上絕路。

　　但人的死亡，能夠如此輕易歸結嗎？一位知識份子選擇告別人世，原因又真會如此單純？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王國維之死？又該如何在歷史之中，理解人的痛苦？

　　在《民國的痛苦》一書中，作者李建民重新探訪這個謎團，試圖理解王國維的生平、性格與他所處的時代，以詩意與富有情感的文筆，描繪王國維生前內心的幽憤、苦悶與哀傷，他所面臨的生活磨難、他與恩師羅振玉之間的矛盾糾結，還有對政治與外在環境日益增加的疏離與危亡之感。作者也指出，王氏死於一九二七年並非偶然，這是令許多人徬徨而無奈的時刻，在動盪不安、悲觀煩悶的氣氛中，知識份子一個又一個離去。絕望的一九二七，是集體自殺的年代，王國維不過是最具代表性之一人。

　　痛苦的故事是人的故事，也是歷史研究的不朽課題。透過王國維的死亡抉擇，本書呈現人性的複雜與歷史的暴虐，也反覆對「我們到底為何而活」這樣的根本問題，發出最深層的哲學叩問。

人類痛苦史是歷史研究中不朽課題。痛苦與死，相知相惜。德國思想史學家羅森（Jörn Rüsen）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生涯，最後引用十九世紀瑞士歷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t）的話結束他的回憶：「這是一切事物的永恒中心──人類的痛苦及奮鬥。就像他過去、現在以及永遠所做的那樣。」人的永恒史是所有人經歷的痛苦。
 
我所敘述的不是一個清末民初學者的痛苦；痛苦是每一個人的體驗。每一個人在他不同的時刻，例如痛苦的生計、持續的病痛等，他們如何去做選擇？英國思想家路易斯寫道：「苦難（tribulation）隨時可能降至性格完整之人，順應頗良之人及審慎之人，恰如其隨時降至其他任何人。」因此歷史學家對於歷史具有一種悲劇性的情感。
 
我這本專書探究王國維的痛苦生存狀態（ipseity）及其生命最後發明的研究方法「二重證據法」 之間的關係。二重證據法如何是一種厚概念（thick notion）？歷史如何透過對證據的省思重新被塑造與轉化？
 
思考一個人的自殺抉擇，應嚴肅以待。如何探索一個學者崩潰的個案（a burnt-out case）？我想起了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曾將自己痛苦的故事寫進學術專書。人往往生活在自己所不相信的生活裡。而「所有會成為人們關注的倫理議題，都必然出自於現實生活中道德—情緒—政治上的混亂。」我審慎的考慮王國維形成其獨特性格和學術事業所面臨的情緒問題。
 
不知死的不可知，人如何活下去？「但若從來不思考這個問題，則是對於思考的放棄。」我這本書是對人類永恆史的迴向思考。
 
夏目漱石的《我是貓》，我讀過最少幾種不同的中文譯本。貓說：「只敘述大事而忽視小事，自古以來便是歷史家常犯的弊病。」死亡不是小事。雖然我討論王國維的新傳記，也涉及到一九一一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三二年的大事件，但一九二七年這個自殺的落腳點有何意義？「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腳點。」明治時代的大作家夏目漱石的預言：「死是萬物注定的命運，生而無大用，早死也許是聰明之舉。依諸位先生之說，人類的命運終將走向自殺一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