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新見張資平回憶創造社史料考釋

曾祥金

　　張資平是創造社「四巨頭」之一，一生留下大量作品，其創作的〈沖積期化石〉是新文學第一部白話長篇小說，早期小說更是以鮮明的個性色彩和人道主義思想為文壇所稱道。作為現代文學史上不能被抹掉的一筆，目前中國國內對於張資平的相關研究卻相對滯後。究其原因，除了意識形態因素，關於張資平的文獻保障體系不夠完善是重要原因。比如關於張資平和前期創造社的關係，目前只有張資平〈曙新期的創造社〉（《現代》一九三三年第三卷第二期）一文比較簡略地提及，很多地方都沒有具體展開。筆者新見到的張資平回憶文章（包括〈胎動期的創造社〉、〈創造季刊時代〉、〈中期創造社〉、〈武漢革命前後〉，約十二萬字）或可補上這一遺憾。

　　一、〈胎動期的創造社〉和〈創造季刊時代〉

　　〈胎動期的創造社〉和〈創造季刊時代〉這兩篇文章詳細地記錄了張資平在日本留學期間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陶晶孫、鄭伯奇、王獨清等人的交往，以及創造社從萌芽到誕生、發展的全過程，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創造社文獻。

　　首先來看張資平筆下的創造社，關於創造社的萌芽，郭沫若在〈創造十年〉開頭就寫到他和張資平在福岡海岸洗海水澡時討論辦同人雜誌推動中國文藝運動一事，張資平在〈胎動期的創造社〉裡也有記錄：「雖然當時尚未覺得『創造社』的名稱，當時我們想糾合同志，出版同人雜誌的草案，可以說是沫若和我兩人先事發動的。不過，假如我們不能聯絡成仿吾和郁達夫共同努力，恐怕今日也沒有創造社這個名稱。」創造社成立前成員們的私下活動在其中亦有體現：「仿吾在我們寓裡吃過了冷便當，再喝了兩杯熱茶，便和我們談論發表文藝、出版同人雜誌的問題了。我們討論創作題目的命名問題。仿吾認為題目很重要，對讀者有重大的影響，其次談論題材的選擇、結構等問題。達夫所擬的創作題目大都很通俗，例如〈沉淪〉、〈還鄉記〉等等，仿吾看見後，盡搖頭，因為他認為題目第一要雅，第二要新鮮。」至於創造社的成立，郭沫若在〈創造十年〉裡記得比較簡略：「就在那天下午，在達夫的房間裡聚談了一次，大家的意思也都贊成用『創造』的名目，暫出季刊，將來能力充足時再用別的形式。出版的時期愈早愈好，創刊號的材料，就在暑假期中準備起來。這個會議或者可以說是創造社的正式成立，時候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初旬，日期是哪一天我不記得了。」張資平的回憶文章裡則記錄得頗為詳細，將創造社成立的全過程具體呈現出來了，文字較長，但很有價值，所以把它們錄在這裡：

　　民國十年初夏的一天，上午九點鐘，我在地質學研究室的桌面上，發現了一張明信片，是沫若寫給我的。……我看了沫若的明信片後，又發現達夫留下來的一張條子，囑我於當日上午十一點鐘，務必在研究室等候他，他約好了沫若和田漢到他的宿舍去一同吃午飯，吃了飯好商量進行同人雜誌的事情。那時候，達夫住在附近的第二改盛館三樓。

　　等到十一點半鐘，達夫才來。我便跟他到他的宿舍裡來。達夫的住室光線很充足，但嫌有點悶熱，所以敞開了障子（格子形紙屏，即日本式房門）。不一刻，沫若來了，再過一刻，田漢也來了，他還帶了高等師範的楊正宇君同來參加，大概是先得了達夫的同意。但是沫若好像對楊君有點隔膜。

　　沫若坐下來，便大談其變態精神分析的研究。他說，他看過了名叫格利格利博士的映片，描寫人類的變態心理，十分深刻，這在醫學上是有可能的。沫若這時候在思想上還是很落後，只注意文藝與精神分析的研究，他的〈棠棣之花〉等初期的創作，即表現這種傾向極濃厚。當時，他也許想做中國的弗洛德呢。

　　他又談到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院的瘋人院，把他參觀和研究所得說給我們聽。座中，聽得最津津有味的還是我一個人，達夫和田漢都不感興趣，他們到底是沒有自然科學的根柢。我想，沫若一定是想把這些精神分析應用到創作上去，他似乎特別對於變態性欲有研究的興趣。

　　田漢呢，他所採用的戲劇題材都跳不出「戀愛上之精神與物質（環境）的矛盾」的圈子，他的作品是受《茶花女》、《復活》、《活屍》等歐洲作品的影響極深。

　　我們漫談了一會後，才知道沫若已經由仿吾的推薦，進了泰東圖書局當編輯，專負責主持新文學的運動。這個編輯原由仿吾擔任，因為仿吾要回長沙兵工廠任職，所以請沫若去主持。至於仿吾之入泰東圖書局是由李鳳亭君的介紹。沫若的《女神》在這時已經編輯好了。達夫的《沉淪》也在集稿，好像是由〈沉淪〉（〈還鄉記〉改題）、〈銀灰色之死〉和〈南遷〉三篇所構成的短篇集，實在缺乏精彩。沫若是剛從上海回來日本，在福岡住了幾天，便趕到東京來向我們集稿，準備出版同人雜誌，定名《創造》。因為怕稿件不夠，書局方面又擔心這些不見經典的新作家的作品不一定有很好的銷路，不願發行月刊，先試出季刊，純係試驗性質。

　　大家席地而坐，沫若和田漢索性伏臥在土席（疊）上，大家的圓顱也就湊攏在一塊了。若在當時能夠從天花板向下面拍成一幅電影，留作紀念，一定可是看見我們五個人的頭顱都在向著日本土席攢動，這是何等滑稽的情景，觀者恐怕莫名其妙我們在做什麼事情吧。

　　沫若左手拿著一本小日記簿，右手持一根鉛筆，口裡說著：「來，來，你們先把第一期的文章題目告訴我。」他先問田漢。田漢望了達夫一眼，又望望我，大有目空一切的神氣。結局還是他先把他想寫的創作——也許當時他早寫好了的——題目說了出來，那便是〈咖啡店之一夜〉。沫若把這個題目抄在日記簿上面了。然後，他又以滑稽的態度向我要題目。我不忙發表我的創作題目，先向沫若介紹滕若渠和方光燾。沫若聽見後不開口，田漢對方光燾表示懷疑，說他未必能夠創作。達夫卻露骨地表示不和滕若渠合作，是何理由，我當時殊難捉摸。現在達夫和若渠都成沖積期化石了，回憶舊情，何勝感歎。

　　我又特別告訴沫若，滕固想和他會面。當時沫若仍然不響，我也難為情了。沫若只管催我把創作題目說出來。我提出〈雁來紅〉和〈蓬島十年〉兩篇。〈雁來紅〉博得了他們的喝彩，特別引起了田漢的注目，因為這個名目頗合他的脾胃。我又說，我還想寫點文藝批評的文章，沫若也把它抄入日記簿裡面了。達夫所提出的創作題目，現在想不起來了，好像是〈茫茫夜〉；他還說要寫一篇悲劇，題目叫做〈信陵君之死〉，那即是醇酒婦人的意思。

　　隨後又討論文藝叢書的問題，決定第一種是沫若的詩集《女神》，第二種是達夫的《沉淪》，第三種是我的《沖積期化石》。沫若初聽見這個題目也覺得新奇有趣，表示讚許，但尚未明瞭《沖積期化石》的真意，只有仿吾才有點地質學的常識。我當時正忙於日本信州上田地區的地質調查報告，絕無餘暇去創作。《沖積期化石》在當時尚未寫就十分之二三呢。因為脫稿愆期，第三種文藝叢書改為朱謙之的《革命哲學》了，並非文藝。

　　……大家在達夫寓裡談了兩個多鐘頭。沫若決定當晚或明天就乘火車西下，至京都約穆敬熙、鄭伯奇兩君寫稿。

　　創造社成員的交往情況是張資平筆下的重點。從〈胎動期的創造社〉中我們可以看到張資平和郭沫若第一次交談的情形：「我和沫若同學了一年，尚未交談過一句話。這次碰見，算互相招呼了一下。看他的態度頗驕傲，對於我並不特別多深談幾句。他只當我是一個領官費過活的平凡的留學生而已。他是志望醫科，所以我也當他是對於文藝毫無理解的人。」由此可知，彼此雙方並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郭沫若和郁達夫的相知相熟則出於張資平的「牽線搭橋」：「我回來熊本第五高等學校後，一天忽然接到達夫的來信，這使我異常的驚喜。他也在信裡說及必須在國內文化界打開一條出路。我便覆信給他，叫他多多和沫若聯絡。達夫回信說，怕沫若太驕傲，不容易接近，對我之為沫若捧場，未能表示首肯。這是達夫的皮相觀察，尚未深知沫若為人，沫若對知友，態度非常誠懇，絕無絲毫傲氣。達夫果然相信我的忠告，先寄信給沫若，大概是在信裡送了相當優雅的高帽子一頂，沫若當然高興。嗣後他們便互相通信，討論起文學來了。」應該說這些創造社成員在日本留學期間感情是比較深厚的，他們在互相交流中共同進步。郁達夫曾推薦張資平閱讀俄國文學作品，而此前張資平對於俄國作家只知道有托爾斯泰，於是他奮發起來去讀俄國文學史，同時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托爾斯泰的《復活》等英、日兩種譯本來對照著細讀，然後知道俄國的名著比英國作品深刻而沉鬱，對於英、俄兩國文學有如何之差別，也逐漸有理解。郭沫若和張資平常有通信，有時寄幾首新詩給張資平品評，有時寫信告訴他安娜為家庭勞苦的情形和他倆的「貧賤夫妻百事哀」的生活。甚至有一次，郭沫若致信張資平，說近來患神經衰弱症頗劇，原因是㈠失眠、㈡校課太繁、㈢忙於寫作、㈣思慮過多、㈤性欲過劇。而當張資平經濟困難生活窘迫的時候，竟接到了郭沫若託安娜夫人寄來的一封信和二十元郵局匯票。友朋間的坦然和溫情可見一斑。

　　創造社作家對各自作品的互相評價也在這兩篇回憶文章裡多有體現。當張資平將他首次見刊的處女作《約檀河之水》寄給郭沫若，郭沫若看後「並沒有怎樣的稱讚」，反而批評文章「最後一段的讚美歌是多餘的蛇足，若刪除了這段宗教的讚美詩，這篇小說便可稱是佳作了」。而郭沫若對張資平首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的評價則是：「寫得迫真、明朗，此外並沒有何等的讚詞，令我有點感著失望。」郭沫若還曾勸張資平專門寫小說，不要寫戲劇，因為他覺得張資平的表現遠不如描寫。雖然郭沫若對張資平的作品似乎並沒有太高評價，但這並不意味著他輕視張資平的創作，他曾對陶晶孫說過，創造社在初期少不了寫實派的張資平。陶晶孫也認為張資平是「真正的小說家」。同樣地，張資平對郭沫若的作品也有所評論。張資平在讀過郭沫若寫的

　　日後收入《女神》裡的詩歌後，認為「其中一部分確實能夠充分地表示他的天才，一部分卻是比較雕琢，反喪失了詩的性質，另一部分則完全是遊戲文章」；當郭沫若指出一首得意之作給他看時，張資平卻覺得這首詩的表現太抽象、太空泛了，「雖說是近乎浪漫主義，無可非議，但是那種類似超人的神祕語調，實在不合我的脾胃」。這其實是彼時郭沫若和張資平追求的文學風格不一樣帶來的結果，郭沫若這時候受惠特曼等人影響，詩歌風格屬浪漫一派，張資平走的則是寫實主義路線。此外，從張資平的回憶文章裡我們還能看到郭沫若和成仿吾對田漢的評價，郭沫若認為田漢的文筆頗佳，但是文言的濫調子太多了，近似鴛鴦蝴蝶派；而成仿吾則因當時田漢喜歡寫文章捧他的未婚妻，有許多描寫得過分的地方，所以指斥他為無聊。

　　從〈胎動期的創造社〉和〈創造季刊時代〉裡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少張資平、郭沫若和郁達夫等人作品從寫作到完成的過程以及他們對自己作品的題解，這些屬文學史前史範疇的文字為學界重新認識和解讀這些作品提供了新的線索。比如〈銀灰色之死〉是郁達夫在東京中國青年會參加留日浙江同鄉會，歡迎胡維德公使大會時，看見一位女學生，發生了好感，由是展開他的幻想寫成的小說。張資平認為郁達夫的這篇小說實在寫得潦草了。又如郭沫若《女神》裡的「女神」形象，學界歷來是眾說紛紜，學者楊勝寬曾指出「女神」作為詩人自我的化身，也作為人格的象徵，被詩人賦予創造太陽、創造宇宙的能力，在天、地、人的三維結構中居於最為重要的地位。但在張資平看來，「女神」並沒有那麼深層次的意蘊，它就是象徵安娜夫人，一個為丈夫、為兒女而勞苦的偉大女性。張資平初見安娜的場景是這樣的：「安娜夫人在那時候僅二十三、四歲，肩背上垂著束髮，正在忙於操作，洗衣服，掃除房間。經沫若介紹之後，我不免留心細看一下，覺得安娜的態度足稱大家風範，風致嫣然。」彼時郭沫若正處於熱戀期，將對安娜的感情投射到詩歌中也屬自然。再如張資平的《約檀河之水》，它的創作過程是：「費了兩個多月的光陰，易稿四、五次，第一胎的兒女到底難產。我為這篇創作，竟犧牲了地史學三個學分，只好等到第二年再補習這門功課。」它的發表過程則是：「我剛進大學，鄭心南先生就來信，要我寫有關地質礦物學的文稿，以充實《學藝月刊》的內容。但我當時創作的發表欲非常熱烈。在課餘的時候，寫了一篇很幼稚的短篇創作《約檀河之水》，以寫科學文稿為交換條件，託心南兄在《學藝月刊》上發表，他還替我改削了幾個字，就付印了。」而《沖積期化石》原來的名稱叫《化石》，張資平用這個題目的用意在於提醒我們現代人類死後的遺骸便是沖積期的化石，個人的生涯一瞬即逝，區區名利之爭只是以蝸牛的角頂做戰場罷了。今假定以宇宙為一室，恐怕地球還不及蝸牛角之大呢。所以要少一些名利心，認真努力地生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