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既神經質又勇敢的蘇:《咆哮山莊》與《簡愛》的神學展演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吳雅鳳
「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九節
Jude the Obscure(1895)《無名的裘德》或譯為《石匠玖德》,是哈代完成的最後一部小說,無論從主人翁的浪漫情事或是生涯追求各個方面,甚至以社會批判的層面來說,都是極度慘烈的。這部似乎集結了哈代前幾部小說的悲劇能量,特別是《黛絲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但更加抹滅了任何一點救贖的希望。
裘德(Jude Fawley)原是積極向上的農村青年,決心以後來離開村落到基督教堂城(Christminster)繼續求學的小學教師費洛森(Richard Phillotson)為楷模,自學希臘與拉丁文的古典文學,後來受到鄰居一位屠夫女兒艾拉貝拉(Arabella Donn)的誘惑,奉她謊稱的兒女之命結婚,為了生計,只得放棄學習的夢想。然而妻子離他去了澳洲,他如釋重負,前往基督教堂城,以教堂修復維生,並希望能重拾學術憧憬。
正巧他的表妹蘇(Sue Bridehead)也在基督教堂城從事彩繪宗教藝術的工作,他為蘇的美麗、靈巧、自由、不羈所吸引,兩人也互相愛慕。但他們的愛情從此遂展開一個接著一個的悲劇,先是蘇因為知曉裘德已婚,負氣嫁給費洛森,後來又因為瞭解到自己愛的始終是裘德,實在不願意與丈夫同房,甚至在丈夫不小心進來臥室時,竟然因為害怕,從二樓的窗子跳出去,丈夫驚然瞭解她對自己的嫌噁(disgust)。接著她要求丈夫諒解她與裘德的愛情,丈夫非常紳士地,承諾還她自由。在與裘德相處初期,她還是不願意獻身,直到裘德的妻子從澳洲回來,蘇害怕失去裘德,才願意與他同床。
其實在遇見裘德之前,蘇曾與基督教堂城一位大學生相戀,從他那裡,她學會了激進批判的精神,包括基督教與社會禮教對女性的箝制。即使他們真心相愛,蘇一直拒絕與大學生發生肉體關係,最後他絕望自殺。與此相較,蘇對於裘德,算是彼此靈體合一。但是因為他們一直未能正式結婚便同居,而且養著三個幼子,包括裘德與妻子的兒子,社會無法接受這樣違反婚姻陳俗,尤其裘德所從事的教堂修復工作,更使他們無婚的組合受到贊助人的質疑,認為褻瀆基督教。他們漸漸走投無路。
裘德決定回到基督教堂城,希望為夢想再搏一次命。他們在學位紀念日(Enceania)回到此城,傍晚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民宿願意收容他們一晚,就在隔日早上,裘德與蘇得到一份修復教堂的工作,正準備回民宿慶祝,卻發現裘德與妻子的兒子將另外兩位孩子勒死後,自己也上吊自殺。原因可能是前一晚睡前,那位善感的小孩詢問,為何他們總是找不到棲身之所,疲憊的蘇回答,因為我們帶了太多孩子。小孩將此話放在心上,覺得是他與弟妹的錯。
這個驚人的悲劇發生後,蘇離開了裘德,也放棄了以前獨立不羈的精神,回歸基督教教條,甚至自虐式地回到丈夫身邊,也要求裘德回到他原來的妻子身邊,認定這才是神所認可的婚姻。先前他們不惜違背禮教,卻帶來如此慘烈的後果。當然離開了他們的真愛,兩個人都無法真正完成自我。最後裘德染肺病,就在學位紀念日當天過世,結束了他慘淡的一生。就像蘇曾惋惜地說,裘德錯過了一切原本可能擁有的機會。
他們的悲劇其實歸因於他們的思想與作為超越當代規範太甚,被判為離經叛道。在這部自傳性強烈的小說中,兩位主人翁的塑造融合了多項哈代本人的特質、憧憬與經歷。裘德的石匠背景便來自哈代早年的建築師訓練,教堂修復正是哈代年輕時期盛行英國各地的風潮,而哈代本人雖然對於基督教教義有著深沉的批判,但是他認為教堂是社群聯絡與精神的中心,教堂的建築美學與音樂陶冶人性,維繫人際情誼。
這部小說,在基督教義的檢討上,是哈代嘔心瀝血之作,由兩位主角搏命展演。[1]蘇自身詮釋新約,並從那位心儀她的大學生那裡,瞭解到聖經不一定要被奉為神諭天啟,而是實際的歷史文獻,可依時間程序來重新編排。對於欽定聖經所排除的章節,也應該鄭重閱讀,不需要以教派教條為唯一權威,蘇的態度接近從早期教會時期便存在的不可知論(Agnosticism)與靈知派(Gnosticism)。悲劇發生後,她劇烈地轉向近乎天主教的高教會(High Church)教條派(Tractarianism)。而裘德一開始是遵循儀式的教條派,認為學會了古典語言便可以為學術殿堂接納,最後得以進入新耶路撒冷。愛上蘇之後,他隨著放棄了這個教條,悲劇發生後,他回到妻子身邊,過著完全沒有靈性、沒有感情的生活。他們兩人的神聖旅程交叉在孩子的悲劇上。
這部小說早期被學者視為是班楊(John Bunyan)《天路歷程》(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反諷,紀錄裘德的尋索與幻滅。其實如果以女主角蘇的經歷來看,小說無異是《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與《簡愛》(Jane Eyre)的神學展演。哈代作品中對女性角色的塑造都格外深刻立體,尤其是《遠離塵囂》(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的艾維丁(Bathsheba Everdene),黛絲與蘇。學者常說,這些獨立女性受多重壓抑的經歷,多半脫胎於哈代的妻子。
哈代對於她們流露著深厚的同情。特別是蘇的特異獨行。有學者視她為「新女性」(New Woman)的代表,在宗教、情慾上皆隨著真性情,不輕易從俗,積極挑戰制度,敢於說真話,最後,這樣面對世界的純粹勇氣,被孩子自戕的悲劇徹底打敗。蘇在小說裡最常伴隨著英文nervous, nerves這類的形容詞,可以解釋成「神經質」、「緊張」等,也有「膽量」、「鼓起勇氣」的相反意義。
蘇的特異獨行是從心理出發,呈現在精神上,反映在生理上,有著整套的美學型態。她超溢時代的自由,造成她清高孤獨,對自己與他人都堅決徹底,但因為得不到支持而緊張,不能自在的心情彰顯於外。這層描寫是哈代的獨到見解,因為當代保守勢力對於「新女性」的負面刻板印象之一,就是精神損耗甚至歇斯底里,缺乏理性到了極致,或是缺乏女性應有的溫婉賢淑。
哈代筆下的蘇,青春美麗,鮮活大方,但是因為執著理念而時時對抗體制,精神與身體都處於緊繃狀態,除了引人同感惋惜,也可能為她的純粹理念本身產生質疑。蘇與裘德兩位就像同一個人的兩面,他們的結合,就如同《咆哮山莊》中戀人假設性的喜劇結合;蘇後來回歸先生,就像是簡愛願意與表哥同赴印度傳教的小說結局。哈代以此延續勃朗特姊妹在十九世紀中所立下的典範,將其放置在更趨保守的世紀末,以蘇與裘德從靈知論到教條論的交叉旅程,以肉身展演神學的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