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列女傳到婦女史：近代中國女性史書寫的蜿蜒之路

自序

第一章  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
一、婦女與近代中國史研究
二、「五四話語」主宰的中國婦女史研究
三、文本選擇
四、傳記與女性史書寫
五、新舊史學的交手
六、本書架構

第二章  永恆的「列女傳」
一、最後的正史
二、女德採摭
三、母儀典範
四、女德表揚制度的變化
五、賢母傳記體例的確立
六、小結

第三章  「女子新史」的出現
一、首部新式中國婦女史面世
二、何謂「新史」？
三、國魂與女權雙管齊下
四、「新瓶裝舊酒」：女性典範的塑造與評價
五、小結

第四章  「婦女史」的成形
一、一九二○年代的婦女史
二、誰的婦女史？
三、何種「生活史」？
四、婦女解放風潮
五、學術革新
六、小結

第五章  近代中國的「婦女史觀」
一、被抨擊的「五四史觀」
二、寫作體裁與架構
三、婦德典範選擇與轉移
四、婦女史觀：閨範、女權與社會改造
五、小結

第六章  結語：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

附錄  上海奇遇
徵引書目
註釋

自序

　　本書最早的發想，來自二○○三年博士後研究的構思。當時寫完博士論文《明史．列女傳》的研究之後，本著對時代延續的好奇，我想知道近代中國撰史者如何編寫女性史。而待著手進行《清史稿．列女傳》的研究時，才發現《清史稿》所涉及的檔案實在浩瀚，個別傳記的研究仍有待開發，我一時無力全盤處理，僅挑出傳中凸出的特點論之，二○○八年出版了〈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刊登於《臺大歷史學報》第四十一期。

　　接著，我探究第一本新型態的婦女史——《神州女子新史》一書，曾於二○○六年赴上海蒐集資料，並至常熟田野考察徐天嘯的故里；二○○九年再度至上海，訪問徐天嘯之子徐成治先生，後完成〈革命、女權與史學：《神州女子新史》論析〉一文，刊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十七期（二○○九年十二月），亦收入沈愈編，《常熟與南社》（北京：團結出版社，二○一四）。該文初稿曾宣讀於「第七屆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社會史研究之新視野」（臺北：東吳大學，二○○九年五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

　　其後，為了配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百年」的紀念活動，筆者完成〈《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一文，登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三十四期（二○一九年十二月）。該文部分初稿曾在中研院近史所「走過五四：反傳統風潮下的知識婦女與婦女知識」工作坊（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三至十四日）與國際研討會（二○一八年六月十九至二十日）上發表，感謝與會學者與評論人史學史專家劉龍心、婦女史專家林維紅教授的指點，她們的意見有助於本文重新構思改寫。早在二○○八年，寧波天一閣研討會後，有幸一睹方祖猷教授的藏書，意外發現《中國婦女生活史》原書略與臺灣商務印書館版本不同，激發我進一步研究的興趣。方教授畢生致力於史學史研究，二○一七年也出版了《晚清女權史》一書，發表其對中國婦女史的看法。

　　本書的第二到第四章即是基於上述三篇期刊論文的基礎改寫而成，研究時間跨越十多年。第二章〈永恆的「列女傳」〉，舊稿名為：〈旌表制度、傳記體例與女性史傳——論《清史稿．列女傳》賢母傳記之復興〉，著述目的本在比較《明史．列女傳》與《清史稿．列女傳》之差異；本書中改為旨在強調清史館史家對傳統女性史書寫的堅持。筆者於本章中增添了官修清史的背景，諸如：為何一直是清史「稿」、《清史稿》未刊稿、關內本與關外本之間的差異，並補充近代賢妻良母的討論，以及在柏林國家圖書館所見鈴井正孝自行出版的《清史稿列女傳通釈》等相關研究。

　　第三章〈「女子新史」的出現〉，改變舊稿論述的邏輯順序，首論《神州女子新史》的特殊性，並將種族意識與倡導女權合併為一節，最後提示該書在寫作體例上「新瓶裝舊酒」的過渡性。第四章舊稿原名〈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與「五四婦女史觀」再思〉，本章改為專論《中國婦女生活史》一書在一九二○年代出版的意義及其思想文化的孕育養分，分論其寫作與婦女解放、學術革新之間的關係；而「五四婦女史觀」的部分，則融入本書第五章中。

　　改寫為專書，另外新添了第一章〈新舊史學碰撞中的婦女史著〉、第五章〈近代中國的「婦女史觀」〉與第六章〈結語：重讀近代中國婦女史〉。整體思考女性史書寫的在近代中國的發展，鋪陳更多清代與民國史學史的背景，以及新、舊史學碰撞的面向，也補充近年來相關的研究成果；其次，重新梳理近代中國婦女史觀，並且思考婦女史著在中國史學「現代轉型」中的意義。

　　本研究在蒐集資料與寫作期間，承蒙臺灣、上海與常熟等地多位朋友的協助與建議，特別是周文曉先生、馮筱才教授、徐成治伉儷，以及游鑑明教授、連玲玲教授、許慧琦教授、秦方教授、陳建守教授，還有多年來研究助理蔡明純博士、吳政龍、陳恬緣、魏駿達、許維安、馬銘汝等同學陸續的協助，十分感謝。三篇期刊論文稿的匿名審查專家提供了寶貴之修正建議，是本研究符合學術期待、更臻完善的莫大助力。另外，國科會／科技部補助研究經費，使筆者得以順利至北京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常熟圖書館等地蒐集資料研究，在此特致謝忱。

　　我個人的學術養成是以明清時代性別史為主，向後段時間延伸的觀察，實有賴諸多師友長期的陪伴與指導。二十多年前擔任中研院近史所游鑑明教授的研究助理，學習查閱近代中國報刊，沒想到意外為日後「走叉路」撒下種子。其次，前輩林維紅教授在臺大歷史系對資淺女同事的溫暖照顧與提攜，是女性學者的典範；當年她主持婦女研究室，舉辦不少性別研究學術活動，是我在職進修的好處所。再者，《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刊物的滋養，也值得一提；我有幸從一九九五年擔任兼任編輯助理到其後擔任撰稿者、編輯委員，同儕之間的和樂互動，是學習向前的重要動力。

　　最後，感謝中央大學歷史所皮國立教授的引薦，時報文化出版胡金倫總編的抬愛，以及本書匿名審查教授的肯定與指點。審後修訂書稿時，不幸遇到多次電腦無法儲存檔案的狀況，多虧育涵主編的耐心等候與協助，本書才得以付梓。拙著在中國近代史研究專家面前，不敢說是特別的研究「成果」，或許只能稱是花朵「初綻」吧。尚請方家不吝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