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

地圖
推薦序  嶄新的大國圖像  李孝悌
作者序
臺灣版序
緒論  萬國（溫哥華，二〇一九）
 
大元國
第一章  大汗和他的肖像畫家（上都，一二八〇年）
第二章  青王妃與伊兒汗（大不里士，一二九五年）
第三章  瘟疫（卡法，一三四六年）
 
大明國
第四章  太監和他的人質（錫蘭，一四一一年）
第五章  歷劫歸來者與朝鮮馬商（浙江／北京，一四八八年）
第六章  海盜和官員（廣州，一五一七年）
第七章  英格蘭人與金匠（萬丹，一六〇四年）
第八章  傳教士和他的受牧者（南京，一六一六年）
 
大清國
第九章  失土之民（長江三角洲，一六四五年）
第十章  喇嘛與大將軍王（青海，一七一九年）
第十一章  商人和他的僕人（奧斯坦德／廣州，一七九三年）
第十二章  攝影師和他的苦力（約翰尼斯堡，一九〇五年）
 
民國
第十三章  通敵者和他的律師（上海，一九四六年）
 
尾聲  一百九十三國（紐約，一九七一年／基多，二〇一〇年）
注釋
圖片版權

推薦序

嶄新的大國圖像
李孝悌（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講座教授）

　　從《為權力祈禱：佛教與晚明中國士紳社會的形成》一書之後，卜正民教授的著作就開始展現恢宏的視野，逐步將中國史置於全球史的角度下來觀察。《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對晚明的富庶和商業的繁盛有超越前人的深入描述，讓我們從歐洲商人前仆後繼的湧入中國，從貿易有無中獲取鉅利的歷史重建中，豁然驚覺原來晚明中國就像當代中國一樣，是一個巨大的商貿市場磁吸機。《維梅爾的帽子》和《塞爾登先生的地圖》則分別追溯了十七世紀中國和荷蘭以及東亞、東南亞地區的海外貿易。

　　在這本新著《忽必烈的獵豹：八百年來的中國與世界》中，卜正民教授另闢蹊徑，跳脫海外貿易的框架，別具創意的挑選了忽必烈的肖像畫、伊兒汗國的青王妃、瘟疫、朝鮮馬商、海盜、傳教士、喇嘛乃至通敵者等十三個切入點，重新建構出元到民國的大國圖像，以及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關係。

　　作者在序言中特別指出本書的兩個基本論點：一，無論是過去或者我們身處的今日，中國向來都是世界的一環。這個觀點可說是卜正民教授這個世代的學者普遍的看法。二，引導今日中華國家的基礎原則，並非確立於秦漢，而是奠定於十三世紀，蒙古併吞中國，建立大元帝國之際。蒙古人打破了中國既有的朝代循環模式，建立了「大國」這個概念。作者在此毫不諱言地表示，「『大國』式的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想法，而這個想法的主要創始人就是作者本人。大元國、大明國、大清國最具體地顯現了這個概念。

　　由於作者講述的十三個故事或歷史瞬間，大部分跳脫了我們對中國史既有的認識，在開始進行這些探索前，作者擔心我們在這些陌生的疆域中迷失了方向，所以特別強調「本書裡的一切，都是以國家為背景，以國際為脈絡，以全球為範圍」。

　　就像康熙、乾隆等清朝皇帝更喜歡景色怡人的承德避暑山莊，一年有半年的時間在此處理政務，接見使節。忽必烈雖然營建了讓馬可．波羅瞠目結舌、讚歎不已的大都北京，但他更喜歡待在他費心營建的上都開平，統治他建立的龐大帝國，並時時擔心占星師預言的南方的叛亂。「忽必烈跨坐長城內外，也跨坐於這種窘境」。長城以南的中國世界，他經歷二十年的戰爭才納入統治。長城以北則是他出生、繼承的世界。對這個「地高、井深、星大」的世界，忽必烈知之甚詳，也鍾愛無比。他不打算放棄這個世界，只端坐在中國的王位上。為了應付兩個世界的鴻溝，決定同時住在兩個世界。每年春天，他帶著所有的高官前往上都，住七個月，接著南返大都，停留五個月。

　　忽必烈對上都的愛，可以從他的畫師劉貫道掛軸畫上清楚看出。在這一幅新中國的景象中，包括大汗、馬可．波羅、非裔太監、黑人持杖者，沒有半個中國人。蒙古人的征服不僅將這個國家置於外國的控制下，還把世界帶進了中國。作者就從忽必烈這個我們既熟悉、又不太熟悉的帝國大汗開始，把我們帶入一個個陌生的世界圖像中。

　　大元國除了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也為此後中國政權的行政、制度留下深遠的影響。另一個完全出人意料的全球性影響，則是在一三四六年引爆了席捲歐亞的大瘟疫。占有東歐和中歐的金帳汗國（欽察汗國）為了獲得奢侈品，所以容許與義大利人的貿易。一三四二年，一個義大利商人當街侮辱了一名蒙古貴族。新即位的大汗決定重懲位於黑海河口的義大利貿易口岸，義大利商人逃往克里米亞半島南岸的卡法，蒙古軍隊在一三四四年進行了曠日廢時的圍城戰。兩年後，金帳汗國的士兵開始生病。圍城的士兵毫無預兆地瓦解，病魔每天殺害上千上萬人。但在蒙古人放棄卡法前，他們展開了致命性的報復行動——把屍體放在從中國人學來的攻城投石器上，拋進城裡。鼠疫很快的向歐洲蔓延，時伏時起。

　　不過我們如果將場景從疫情拉回商貿，從中國本土跳到東南亞，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全球史圖像。一六○三年英國商人史考特抵達南中國海域時，葡萄牙人已經占據了中國南海岸的澳門，西班牙人在他們稱之為「菲律賓」的呂宋島馬尼拉擁有據點，荷蘭人則於不久前在萬丹建立基地。一度屬於亞洲內部的貿易體系，至此已經演變成國際貿易體系。萬丹城吸引了來自整個東亞與南亞的商人與勞工，中國人則是最主要的貿易與技術勞工群體。這群來自福建與廣東的移民，控制了幾乎整個對東亞的貿易，並和福建、廣東沿岸的海盜、居民、商人、軍人與官員建立了龐大的網絡體系。

　　大元朝雖然倏忽即逝，但蒙古強大的軍事力量，一直對明清兩朝構成嚴重的威脅，明朝前期的「北虜」問題，讓明成祖將創建不久的大明帝國首度遷往北京，並五度親征塞外。康熙也三度深入漠北，消滅了心腹大患噶爾丹，並視之為個人曠古未有的功業。

　　噶爾汗雖然自殺身亡，蒙古的威脅卻未隨之而去。他們轉而利用宗教為媒介，和西藏人建立聯盟。清朝在正式派兵占領西藏前，也試圖用宗教拉攏西藏。順治皇帝首先在北京建立喇嘛廟西黃寺，作為達賴喇嘛在北京的住所。一六四九年，達賴接受清廷的邀請，訪問北京。禮部建議依照章程，以貢使的儀節接見達賴。拉薩方面當然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安排，在訪問北京前，先往蒙古各重要地點，強化自己在蒙古之間的影響力。他在一六五二年出發，百姓夾道歡迎，爭睹活佛的面容。一六五三年，達賴終於在北京和年輕十四歲的順治皇帝會面。順治脫稿演出，照滿人而非漢人的章程——世俗統治者必須向他的上師致敬——行事。達賴進殿時，順治從方台上的寶座起身，走下台階，以平等待之。原來的貢使覲見皇帝，變成了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和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的會面。

　　卜正民教授以他淵博的學識、辛勤梳爬各國史料的功力以及對圖像資料的解讀，述說著一個個精彩的天方夜譚般的故事，為我們編織出一個光彩斑斕的大國與世界的嶄新圖像。

作者序（節錄）

　　我所寫的，並非一部步調笨重的大部頭書籍，並非一個朝代一個朝代，吃力走過八個世紀的中國歷史—至少我希望成品不會這樣。我寧可為一般讀者細細雕琢，談談中國自從十三世紀起置身於世界的模樣，談談這對世界、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麼。我組織本書內容的方式，不是細談一個個的恢弘題材，而是寫一系列橫跨七個世紀的十三個瞬間，反映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歷史關係重要的—至少是我認為的重要面向。我希望能讓讀者有機會先看看特定的、具體的情勢下發生了什麼事，再請讀者思索今日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有兩項基本觀念，在背後推動著本書的進行。其一是意識到：無論是過去，或是我們所身處的今日，中國向來都是世界的一環。其二則是，引導今日中華國家的基礎原則，並非確立於西元前三世紀末—中國歷史在朝代長河中咸認首度以統一國家之姿浮現的源頭—而是奠定於十三世紀，奠定於中國被蒙古世界併吞的時候。蒙古人的占領帶來深遠的影響，將中國從舊有的朝代模式，轉變成—我沿用蒙古人的說法，稱之為「大國」（Great State）。缺少這個概念，我們就等於缺少從歷史角度理解中國所必需的工具。

　　如今的中國史學者普遍認可「中國向來與世界密不可分」。採取這條途徑時，我只不過是寫出我這一輩的看法。不過，「『大國』式的中國」（China as a Great state）則是一個新的想法，而且主要出自於我。這個想法的靈感，可以回溯到我的恩師傅禮初（Joseph Fletcher），但引領我跨過那道崁兒，形成這個概念的功勞，則得歸諸於我的同事蘭素倫．蒙赫─額爾德尼（Lhamsuren Munkh-Erdene）。然而，最強大的驅力，還是我自己的經歷所蘊含的分量。我在二十多歲時決定研究中國，為的則是我至今仍無法完全領悟的原因。我想，假如我仔細研究世界的另一端，說不定能讓我更理解我這一端的世界；但當時的中國提出了自己的問題，而我想對此做出回應。過去，中國與世界之間顫顫巍巍的橋梁多半皆已傾頹，我認為有必要加以重建。如今進入二十一世紀，還有兩座橋梁尚待磚瓦。一座將連接「歷史上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另一座則要架在「今天的中國」與日益受到中國擴張姿態所困擾的世界之間。本書將致力於搭建第一座橋，期待與過去的中國切實相遇，能讓我們有更好的視野來理解現在的中國。

臺灣版序

　　很高興您挑了這本書翻閱。我這本書的英文版與法文版，恰好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不久出版；說來也巧，因為書裡第三章主題就是十四世紀的全球瘟疫大流行，真是造化弄人。此後，本書還出了西班牙文、義大利文與蒙古文版。如今您拿在手上的這本書是第一本中文版，說不定也將是唯一的版本。雖然有好幾家中國的出版社表示有意出版中文版，但本書把中國歷史拉到十三世紀來談，這種研究取徑是特定政治立場的人所嚥不下去的。

　　本書特別之處，在於由外而內書寫中國。如此的立論方式，能夠把另一種觀點帶進中國的歷史，將「自說自話」（self-narration）當成一種趣意盎然的歷史人造物，而非某種能用於詮釋、令人信服的歷史事實。本書的立論基礎，是「中國始終都是世界的一部分」。這句話的意思不只是「中國受到周遭環境所影響」，而是世界持續在形塑中國，如果忽略形塑的方式，就不可能理解中國。這種主張並不新鮮，每一種文化的發展都少不了別人。自從「中國」的概念在周代出現以來，中國人就在跟世界互動。其實，正是因為三千年前華北平原周邊環境如此，所謂的「中國」才能出現。的確，所有的歷史經驗都是在地經驗──我自己都是以在地事件、特定事物，乃至於個人對環境的切身觀察，來做為每一本書與每一個章節的開場白──但歷史學家仍必須體認到，事件、事物或個人觀察的意義，取決於事件所發生的背景、事物所成形的脈絡與個人觀察產生的前因後果，而這些來龍去脈之遼闊，遠超過任何人的政治立場所能局限或掌控。有了如此的體會，才能認真看待「中國」與「世界」的過從。

　　本書從全球角度出發，而書中最具爭議的論點正肇始於此：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是始於西元前二二一年、終於一九一一年的大一統帝國；我主張我們不要再把「中國」當成隨著一個又一個世紀、一個又一個朝代複製貼上再生的政權，好像船過水無痕一樣。我在書中反而主張十三世紀蒙古占領中國一事，不僅徹底打亂中國的體質，其影響可說至今仍然能感受到。擾動的關鍵，在於蒙古人改變了中國人設想國家權力的方式。容我用最簡明扼要的方式來解釋這個主張：治國任務不再是對內問政諮議，對外折衝樽俎，而是在中央垂直提高權力，在邊疆大肆擴張，一廂情願追求中國的利益。我在書中用蒙古的「大國」（Great State）概念來把握上述的轉變。早在蒙古占領中國之前，「大國」觀已經在亞洲流傳好幾個世紀了，可一旦蒙古人將之灌注在中國，再想要移除就不容易了。

　　不諱言，身為漢學家的我，是在自己學術生涯晚期提出這個主張的。數十年來，我這個由外往內看的人在分析中國的歷史道路時，總是選擇去挖掘這道路在世界上的位置，而不是像中國某些史家與政治人物，講陳腔濫調自話當年勇，彷彿走過這一遭的就只有中國人。愈是尋幽，愈能探賾。

　　但我也意識到，本書是在世界歷史上的特定時間點問世的。一九四五年，中國與其他國家以「聯合國」的形式共創世界新秩序。然而過去這十年來，聯合國安理會的三大常任理事國採取的單邊行動，不僅讓人想起十九世紀的大國政治，也嚴重傷害前述的世界秩序。十九世紀的國際政治文化為何會在二十一世紀捲土重來？如今，你我身處的世界不再穩定，甚至難以維繫。對於眼下的世局，「大國」的理論無法提供一錘定音的解釋。我這老漢學家之所以想請讀者注意這個理論，是因為覺得我們得調集舊有資源，賦予新觀念的靈魂，才能擘劃出比如今世道更好的願景。

　　想必會有一些華人讀者覺得這種取徑很費解，甚至冒犯了他們所珍視的「中國」概念。我把「大國」概念重新拉回中國歷史，期盼能進一步了解中國是踏上什麼樣的歷史途徑才會走到現狀。老實說，本書其他語種的讀者（蒙古版讀者除外）對於我這樣的主張大惑不解。「大國」概念不僅相當陌生，而且有悖於與幾個世紀以來淵遠流傳、中外串通的標準「長城式中國」概念。請容我給我的臺灣讀者們一點建議：大家只要去讀、去體會我收集起來的故事，再回想有沒有什麼是您原本不知道的事情，這樣就可以了。書裡的每一個故事都充滿意外，光是故事本身就很有意思，足矣。雖然足矣，但我最後還是要提醒各位，中國與世界之大，遠超過我們任何人所能遍知，而國家力量也已成長到遠遠超出確保民眾福祉所必須的程度，史學因此無比重要。史學讓過去的經驗能為今所用，助人明瞭世局的現在進行式，盼人心能日漸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