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家事篇

　　「一世夫妻三年」──徽州俗諺
　　胡適跟江冬秀長達四十四年的婚姻，有五分之二的時間沒有生活在一起。

　　胡適是近代中國對「國事、天下事，事事與聞」之第一人，
　　相對於此，他對自己的「家事」卻是漠不關心。

　　胡適一輩子喜歡講他們徽州人「一世夫妻三年」的俗諺，即傳統徽州夫妻一輩子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加起來就只有三年到三年半。他自己在晚年坦承：「說來是不人道的。」當然，這「不人道」的說法，指的不是他自己，因為他一生當中總是會有一些「暫時的安慰」，甚至是長期的安慰。他說的「不人道」，指的是從前徽州在外討生活的夥計。但有意味的是，他這「不人道」的說法，是否也包括了那些夥計的妻子，還有江冬秀？

　　胡適跟江冬秀長達四十四年的婚姻裡，有五分之二的時間沒有生活在一起。胡適是可以對江冬秀作得更「人道」一點的。胡適可能會說：「我不能」或「予不得已也。」實際上，他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胡適不但對江冬秀「不人道」，且他不怎麼管家裡的事情，有時會弄得江冬秀拮据到不得不動用自己的私房錢，甚至是「連當帶欠」地過日子。他不關心孩子，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們的事。」三個孩子裡，素斐早夭；他最鍾愛的祖望跟他不親；他最不疼惜的思杜，則形同陌路。

　　胡適是近代中國對「國事、天下事，事事與聞」之第一人，相對於此，他對自己的「家事」卻是漠不關心。本書透過幾乎未曾使用過的胡適日記、電報和私人信件等珍貴的檔案史料，來看他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和相處。

作者簡介

江勇振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美國印第安那州私立德堡（DePauw）大學歷史系退休。

　　專書有：《張君勱傳》（台北商務，1979）；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聯經，2007；新星，2006；增訂版，新星，2012）；《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聯經，2011；新星：2011）；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聯經，2013；浙江人民，2013）；第三部：為學論政，1927-1932（聯經，2018）；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聯經，2018）；《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聯經，2021）；《楚材晉育：中國留美學生，1872-1931》（聯經，2022）；《留美半生緣：余英時、錢新祖交鋒始末》（暖暖書屋，2022）。

前　言
 
明代顧憲成所作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個下聯是許多讀書人都能夠琅琅上口的。它之所以深為讀書人所喜愛，不但是因為它體現了傳統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循序漸進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而且因為其所體現的理念，還可以非常適切地挪用來展現今天的知識份子所愛標榜的國際觀。
 
為了要動人心弦以及修辭上的考量，理念的表述常會說得滿，說得誇張。同時，理念的表述及其實踐之間總不免是會有差距的。首先，「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並不意味著真的是「事事」關心。而且，「家事、國事、天下事」這三事關心的程度，也不會是等比例的。大禹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傳說，以及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故事，也是家喻戶曉的。大禹、墨子的美譚所要襯托出的，是他們為公忘私的精神。然而，它們所呈現出來的顧此「國事、天下事」，而失彼「家事」的事實也是不言而喻的。
 
作為表述現代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的理念，「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是一個高遠的理想。無怪乎許多近代、現代的學者喜歡用顧憲成這個下聯來期許、甚至是標榜自己。也無怪乎許多學者喜歡用顧憲成這個下聯來表彰他們所景仰的近代知識份子的一生。
 
然而，理想之所以會被稱之為理想，就是因為實現的機率是很低的。能關心「家事」的人一定不計其數；能關心「國事」的人也不會在少數；能關心「天下事」的人雖然可能比較少，但也不致於會少到屈指可數的地步。正由於「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人不會太多，所以才會有人喜歡用它來作自我標榜。
 
問題是，「天下事，事事關心」，是關心到什麼程度呢？就像臥遊一樣，一個人可以用看報紙雜誌的方式來關心世界。更進一步，一個人可以出國旅行、開會、留學、甚至長居國外。然而，一個人出過國、留過學、甚或長居國外，並不就意味著那個人就「天下事，事事關心」了。就是一個長居國外的人，其視野可能只限於其所居的國度，其所居的社區，其所來往的社群、族裔、階級，甚至是身在異邦、所思所想不脫故國之風。
 
如果我們更上一層樓，把「天下事，事事關心」，進一步地提昇為「事事與聞」，則能符合這個理想的可能就如鳳毛麟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