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楊天石先生將在三聯書店出版他的系列文集，囑我為其中的一本作序。這著實令我有些惶然，與卓然大家的楊先生相較，我不過是後生晚輩，俗話說得好，我們是楊先生一輩看著長大的，如何能僭越為之作序。惟推脫之下，楊先生仍堅囑，並謂學問之道，無分長幼，合適為當。楊先生既大度如此，我如再推脫便顯得似乎有點矯情了，於是恭敬不如從命，不揣冒昧，寫下這篇文字，供楊先生及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楊天石先生系列文集之本卷為《民國風雲》，主題和內容都與民國史有關。眾所周知，民國史研究作為一門學科之發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以李新先生領銜的研究團隊，篳路藍縷，殫精竭慮，嚴謹為學，平實以論，使民國史研究從無到有，自小而大，不長時間內，便蔚然而成為引領歷史學研究風潮的一門新興學科，其中包括楊天石先生在內的第一代研究者的開路之功實不可沒！
何時何地第一次與楊天石先生相見相談，隨著時間的流逝，在個人的記憶中已有些模糊，但至少在我1981年冬踏進近代史研究所的大門前，已經讀過楊先生寫的書（他是1981年出版的民國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華民國史》第一卷的主要作者，這本書則是我當年報考中國社科院碩士研究生的主要參考著作）。1982年春到社科院研究生院就讀後，因為當時的學生人數甚少（近代史所當屆就我一人），所以專業課也無所謂正規的開班授課，也就是每週一二次從研究生院借住的玉泉路十一學校（當時研究生院尚無自己的校舍），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轉公車到東廠胡同的近代史所，與各位老師見面，聽他們說課，其實也就是聊天。現在習慣於正規大課課程的大學生們，大概再也想不到還有這樣的聊天式的授課方式，多少有趣的也是有用的歷史知識和認識便由此而出，而且特別有利於啟發學生的思考。也就是在那時，有了許多和楊先生單獨聊天聆教的機會。記得那時到楊先生的辦公室，先是驚訝於其中的書之多，天地之間，仿佛只剩下了書，於此提示歷史學的基礎所在，廣為搜羅史料的重要性。其次是楊先生很能聊，對諸多歷史事實娓娓道來，輔以必要的剖析佐證，可以幫助學生知曉歷史的多面相。說起來很有趣，當時我常見的民國史研究室的諸位先生，似乎大都能聊，並不如外界想像中的學者式的古板或木訥，也許這也有近代史與古代史之別吧，治近代史畢竟史料更豐富，離當下更近，所謂拾之可得的趣聞軼事也更多。再次是有感於楊先生挺平易，並不以我這樣的年輕學生的討教而為叨擾，總是耐心地解答我的疑問。說起來也令人感動，近代史所當年大家雲集，但我見過的這些大家，對人都是彬彬有禮，平易近人，並無所謂高高在上的官僚氣和學閥氣，平時見面，大家互稱的都是某某同志，或老張老李、小張小李，包括時任所長劉大年先生、副所長李新先生，大家的稱呼也都是，大年同志、李新同志，聽著就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放鬆，這也是那個年代特有的風氣吧！
畢業後，我留在近代史所工作，一晃便是32年，其間與楊天石先生往還更多，因為他只要不外出都在辦公室工作，基本是每天必到，而且大概是到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一位，與他相談，只要敲敲他的辦公室的門（在我辦公室隔壁的）便可。如此一來，便對他的研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調到世界歷史研究所工作後，也還在一棟樓裏，樓上樓下，往來仍然方便。為寫這篇文字，我又重讀了楊天石先生的民國史論著，再結合本卷《民國風雲》所收篇章，談談自己的讀後感吧。
史學研究的基礎在史料，這是所有史家的共識。楊天石先生的民國史論著，其特點之一，便是史料運用的豐富，尤其注重運用那些基礎性的檔案文獻史料。與當下民國史研究史料之豐富有別的是，當民國史研究起步之時，研究者每每苦於史料不足，尤其是檔案文獻等“核心”史料不足。而楊先生當為發掘民國史料的開拓者，從最初的報刊史料，到後來的檔案史料，從中國大陸所藏的史料，到中國台灣所藏的史料，再到日本、美國等處所藏的史料，可謂盡力搜羅，發掘無遺。以《民國風雲》卷為例，便運用了以上提及的各處所藏史料，如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台北中國國民黨史料館、日本國會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等所藏史料。正是這些檔案文獻史料的運用，使楊先生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之上，並可解決不少過去研究所未解決的問題，也可拓寬對歷史的認知。如本卷中關於“西安事變”的篇章，便是這方面的例證。
史料運用並非單純的文字收錄，其中還存在對史料的考訂和辨析，體現著研究者的功力。例如，《民國風雲》中對胡漢民的研究，運用了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所藏的胡漢民檔案，而胡漢民檔案中出現的大量人名，由於當時胡漢民及通信者所處的特殊環境，用的多半都是隱語、密語、暗號等，如果不加解讀，讀者可能完全不知，其中的“不”、“不孤”指的是李宗仁，而要正確解讀這些文字，需要深厚的功力及對史實的諳熟。書中的不少篇章都有這方面的例證。只是因為種種原因（如不諳語言或搜集較難），楊天石先生的論著較少運用蘇聯（俄羅斯）所藏的檔案文獻史料（不止是楊先生的著作，民國史研究中運用蘇俄檔案文獻的論著也不多），這多少是有些遺憾的。以民國年間中國與蘇俄關係之廣泛、深入與複雜，不利用蘇俄的檔案文獻，其實不利於我們對民國史上許多問題的認識。
歷史是對過往發生的一切事物之探尋，凡過往發生之一切無不在歷史研究的範圍中。歷史的時間和空間既無限廣闊，歷史研究的主題亦然，可謂多彩多姿、無所不在，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思想、社會、人物等等，甚或自然、氣候、環境、疾病等等，都在研究範圍之中。當然，具體到每個歷史研究者的研究而言，總是有所限制，有所強調，有所重點，但又不能太過局限。楊天石先生從事的是民國史研究，而民國的存在不過38年，但民國由何而來，為什麼民國取代了清朝，帝制變換為共和，革命勝過了改良，是需要從清末論起的；再就民國而言，又為什麼共和民主徒有虛名，軍閥當道，社會紛亂，又需要從北洋時代論起；再接續而觀，為什麼中華民族復興是近代所有中國人的夢想，中華民族為何能夠經由抗戰而浴火重生，重新確立世界大國地位，則不僅需要關注民國史，更需要關注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奮鬥和兩次國共合作的意義所在。這些方面的內容和研究，都不能僅僅局限在某個特定階段或特定人物，而需要前後上下廣為勾連，從歷史縱向的時間面和橫向的空間面綜合考察，方可得出更貼近歷史本來面目的論斷。由《民國風雲》卷可知，楊天石先生的研究，就時間而言，從晚清時期開始，中經北洋時代，再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具有前後連貫性；就空間而言，從中央到地方，從中心到邊緣，既有對民國時期中央政權（如北京的北洋政府、南京的國民黨政府）的研究，也有對地方當政者（如兩廣當局和閻錫山晉系）的討論，還有對共產黨推動國共合作、聯合抗戰及宋慶齡等國民黨左派堅持抗戰的關注，乃至對一些跨界群體（如跨學界和政界的傅斯年、跨金融屆和政界的陳光甫）的關注。正是從這樣廣闊的時空和多樣化的主題中，讀者可以更多地體認民國歷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不過，楊天石先生的研究也帶有那個時代的特點，較為關注政治和高層，對經濟和下層的關注相對較少。其實，對這兩者的關注有分也有合，並不矛盾，關鍵在如何恰如其分地關注和結合。民國年間的歷史很難與政治脫鉤，而政治話語權和決策權多半掌握在高層手中，但經濟是基礎，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名言，亦可說明下層的重要性。綜觀民國歷史的演進，或莫不如此。
歷史屬於人文學科，史著的特質首先在敘事，將歷史事實說清楚；其次在論述，發抒個人的分析判斷；再次為講求文字，平實可讀，所謂文史不分家也。“二十四史”之源頭《史記》是這幾方面結合的最佳範例。能夠將這些結合好的史著，方為受讀者歡迎也受學界認可的史著。楊天石先生的史著一向重視敘事和文字的結合，這方面的特點在《民國風雲》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書中的不少篇章都是很好的歷史敘事讀本。如《潘佩珠與中國》，長不到一萬字，用了簡潔而暢快的筆墨，勾畫出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的一生及其與中國的關係，讀之如見其人，如見其事。一本好的史書，從來都是好看的史書，也是能將事實說清楚的史書。
當然，注重敘事和文字，並不妨礙楊天石先生的論著對歷史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評判，只是這種分析和評判，是植根於歷史敘事之中，而以合宜得當的文字表達，所謂文以載道也。例如，書中談到袁世凱當政時代的外交，用了“袁世凱政府一向搞的是奴才外交”的表述，一個“奴才”字樣，便將袁世凱時代外交的軟弱無力非常形象地形諸於文字之中。同時，書中還用了另一句話表達袁世凱的外交態度，“袁世凱政府所指望的中日‘互助’”。“指望”，也就是說，這不過是袁世凱的自說自話、一廂情願而已，實際上，他哪裏能“指望”得到日本的“互助”呢？當然，流暢可讀的文字運用，不等於是文學色彩的文字運用，作為一門科學，歷史寫作中文字運用的準確性仍然是論者的必備之技。如書中論及五四時期的北洋外交時這樣寫道，“在人民群眾和列強的天平之間，北京政府是傾向於列強的。”這裏的“傾向”用的就很準確。當時的北京政府確實不敢得罪列強，不敢在巴黎和會上堅定地為中國爭取應有的權益，所以其內心可能是準備“倒向”列強的，但由於國內民眾的抗議呼聲高漲，直至發生了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北京政府又不能不顧及民意，而不能完全“倒向”列強。所以，用“傾向”定義北京政府當時對列強“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態度是相當準確的。於此亦可知，楊天石先生的歷史寫作雖然講求文字流暢可讀，但也注意文字的準確，儘量避免以文害意。當然，楊天石先生的研究可能更具人文學科的特質，而對於更講求分析性和闡釋性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工具的關注可能相對少些，不過這大概也是國內史學界迄今為止的多數派吧。
《民國風雲》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性格都極為豐富多彩，它所衍生的各種情節、細節、人物的語言和行為方式常常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獨特性；既有規律可尋，而又出人意表。”確實如此，歷史是複雜的，也是多面相的，歷史的評價往往也不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判然兩分。《民國風雲》的各個篇章，在不同層面反映了這種歷史的普遍性、獨特性、複雜性、多樣性。書中批判國民黨的對日妥協，肯定國民黨的聯共抗戰，國民黨的如此前後轉變，反映的就是這樣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書中在論及國民黨內部因對日妥協而造成的派系矛盾危機時這樣寫到，“蔣介石對外忍讓，對內強硬，企圖首先以武力削平其他政治、軍事派別，這樣，反蔣抗日便成為國民黨內外愛國民主派和若干實力集團的共同要求”。無疑這是歷史的事實，但作者的論述並未及於此，而是進一步論到，這“也就醞釀著新的分裂和新的內戰以及給予日寇以可乘之機的巨大危險。”這也體現了歷史演進的複雜性和歷史走向的多樣性。最終，“只是在盧溝橋事變，南京國民政府確定抗日方針之後，國民黨才實現了全黨的團結，中華民族也才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團結。”於此讀者才可以深切理解，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對於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而從書中所述張學良於全國抗戰爆發後三次請纓參加抗戰而未成的悲劇性經歷，我們還可以體認國民黨當政者當年的偏執與狹隘，以及其最終失敗的必然性。
楊天石先生是在1949年以後接受的高等教育，也是在人民共和國的青春年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史家。與晚清時期受教的第一代史家和民國時期受教的第二代史家相比，楊先生的一代或可稱第三代史家。他們受過完整的高等教育，具備嫺熟的專業技能，持有學以致用的抱負，尤其是他們深受那個成長年代的影響，具有理想情懷，注重文以載道，以史為鑒，希望以自己的研究貢獻社會。這些也都在本書中得以反映，並可為後輩學習者。
《民國風雲》收錄的篇章，多半是從檔案文獻的運用和解讀出發，對民國史事件和人物的個案研究，反映出那個年代歷史的風雲變幻和跌宕起伏。所以，用“風雲”定義本卷的主題是甚為妥貼的。本卷收錄的篇章，多半已經發表過，甚而在多年前即已發表過，但至今讀來，仍不違歷史的真實，仍不失研究的價值，這也足見楊天石先生研究之成功所在——以史料為本，以史實為基，從實際出發，為客觀之論。
《民國風雲》是楊天石先生作為一個史家對那個“風雲”變幻年代的個人解讀，讀者諸君可能同意本卷的解讀，也可能不同意本卷的解讀，那也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題中應有之義，想亦為楊天石先生所歡迎者。以上所寫即為我讀了楊天石先生所著《民國風雲》後的一些感想，有以請益楊先生及該卷的讀者。
3年前，我所在的世界歷史研究所和楊天石先生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都搬入位於北京奧運中心區“鳥巢”附近的新處所，與早先兩所所在的東廠胡同，有了近一個小時的交通行程。住在東廠胡同的楊先生，因已退休而不必再遷往新處所，還可每天去原先保留的辦公室工作，但我們畢竟因不在一處而不能常見了。再加這兩年疫情時有起伏，我又古板守舊，不願用智能手機，外出不便，沒能向楊先生當面請益。最近一次見楊先生，還是3年前的2019年4月末的晚春時節，也是楊先生學生的王奇生兄，在北大宴請來訪的日本教授狹間直樹夫婦，楊天石先生出席，相談之下，才思敏銳，體健如常。倏忽又是3年過去，去年底我也到齡退休，與楊先生同列退休老同志的範疇了，但楊先生仍為我的師長，與民國史研究相關的問題，仍需時時向楊先生請益聆教。而楊天石先生將屆“米”壽之年，惟仍孜孜以求，勤為筆耕，而不有絲毫鬆懈，此誠可為我等晚生後輩所學習者。於此衷心祝願楊天石先生健康長壽！為學界和讀者奉上更多的精品佳作！
汪朝光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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