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解讀港大「世紀之問」（代序）
陳婉瑩
國家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大學參與並見證了內地的發展，受益於兩地往來交流，推動國家的學科發展，培育人才。本書通過訪談、文獻收集和整理，回顧港大在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2年）與內地大學和知識界的互動。書中的港大教授和校友投入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工程。他們是冒險者，也是創業者。他們的激情、學問和智慧改變了個人生命的軌跡，也為社會和國家作出貢獻。他們用行動彰顯了港大創校「為中國而立」的初心，而且植根於民族情懷，給予「為中國而立」新的演繹。
香港大學是為「為中國而立」還是為 「為香港而立」？這問題在港大建校之後的半世紀中爭論不休。英國和港府高官、大學高層和捐款的殷商意見紛紜。從1920到1946年，英國政府、港府和大學高層分別任命了六個委員會檢討港大的財務和運作。這些檢討的中心問題是港大的使命和功能：連年財困的港大，如何能為中國服務？還是因為資源有限，只能為香港服務？如果單是為了香港，又是否需要一間大學？
港大的難局驚動了香港和倫敦政府的最高層，1920年，香港總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去信和發電報給時任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邱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緊急求援，警告說「除非政府提供可觀援助，這所大學將無可避免地成為災難。」及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辯論因戰火戛然而止，到1946年方再提上議程。戰後的討論甚至有質問是否要重建港大，還是將之併入內地或馬來亞的大學。
當年大力推動在香港成立大學的香港總督盧嘉（ Sir Frederick Lugard）明言，港大的使命，是為中國而立，要服務香港，更要向「落後的中國」宣揚大英帝國的文化，進而輻射整個「遠東」。 1910年3月16日，盧嘉在港大的奠基禮上致辭說：
「我相信，大學的畢業生……將成為最高意義上的『帝國傳教士』——被派遣傳播實用教育所帶來的好處和祝福……香港將成為皇家殖民地中的領航者，再次證明大英帝國不僅是個龐大的貿易公司，而且還肩負着神聖的帝國責任。」（It is my belief that the graduates of this University...will be “Missionaries of Empire” in the highest sense – sent out to spread the benefits and blessings which practical education confers...That Hong Kong shall lead the way among Crown Colonies is proving anew that the British Empire is not merely a vast trading corporation, but has still the sacred fire of Imperial responsibility.）
香港史學者丁新豹從文獻中，總結盧嘉的思路是讓香港效法英國實用型大學的模式建校，通過高等教育向中國及華人宣揚英國文化，藉以增強英國在當時「遠東」，特別是對中國的影響。盧嘉在聖士提反書院的演講中提到，「我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否則將會拱手讓人。」丁新豹說，「這是他這個帝國使者義不容辭的事。他看中了當前正是開辦大學的理想時機，因而機不可失。」
即使如此，英國政府對當年在香港這小島創建大學的建議反應冷淡，不願撥款。香港本地的中外商人雖大多不認同盧嘉的「帝國使命」，但有足夠的智慧，藉機支持興建一所本地的大學。建校從零開始籌募經費，得到印度的巴斯商人摩地（Hormusjee Naorojee Mody）、兩廣總督張人駿、香港華商及少數英商的慷慨解囊，以及來自惠州、廈門、越南、馬來西亞和澳洲等地的捐款。加上中國政府略表支持，港大主樓才得以動工，並聘用教學人才。建校後財政持續告急，得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捐贈，在醫學院設立三個講座教授席；英國政府亦被迫將部分庚子賠款撥給港大，大學暫時渡過難關。
年青的大學在戰亂中成長
無情的現實讓「為中國而立」的初心難得實現。港大生逢亂世，在動盪和戰亂中成長。從1909年創校前夕到1941年香港淪陷、全面停課，港大的財務危機頻發，需要不斷募捐和爭取港府撥款，才能勉強存活。
已故港大首任華人校長黃麗松在回憶錄中寫道：創校前人「認為香港大學應為中國服務，參與中國的青年教育，作東西文化的匯通之所。但是香港大學建校以後幾十年，創辦人的理想可以說幾乎完全沒有實現：港大與其在大陸上同時代的姊妹學校彼此既沒有什麼來往，也沒有什麼內地的學生到港大讀書。」
他解釋說，導致這種情況，第一個原因是港大的教授、講師幾乎清一色是英國人；他們大多對內地興趣不大，而港大的教學語言是英文，能夠通過英文入學考試的內地生絕無僅有。其次，港大費用高昂，內地學生負擔不起。即使在香港，「大部分的學生都是來自香港的富家子弟，而大學實際上可以視為有錢人的精英培育機構。」
即使如此，從二次世界大戰前，港大還是為國家培養了一批人才，學成返回內地作出貢獻。歷史學者劉蜀永編著的《一枝一葉總關情》一書，對這時期來港大的內地學生有詳細介紹。他們主要是得到河北省教育廳選派的公費，或港大提供給師範學生的獎學金來港大。競爭激烈，獲選的精英學子大都以一等榮譽畢業，回到內地後成為學科的奠基人和行業領袖。最為人樂道的有劉仙洲，1924年以34歲之齡出任中國歷史最久的工科大學天津北洋大學校長，其後在清華大學教學，籌建機械工程系，提倡學理與實驗並重，人稱「工程師的工程師」，劉少奇、李富春、李維漢等都曾受教於他。從河北赴港大的學生還有就讀土木工程的趙今聲，後來擔任天津大學副校長；曾任河北省水利廳副廳長的水利專家喬辛煐；曾任秦皇島開灤醫院院長的楊寶璋醫生等。微生物學與免疫學、流行病學專家、曾任中華醫學會會長的林宗揚，投身教學和研究70多年，造就了幾代醫學人才。
在文科領域，得到港大教育系獎學金來港的師範學生包括日後的心理學家兼教育家高覺敷、語言文學家郭斌龢和美學家朱光潛。朱光潛1918至1922年在港大修讀英國語言和文學、教育學、生物學和心理學。他說：「這段經歷奠定了我這一生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方向。半個世紀來，每當我在學業上取得成績的時候，我總要想起母校對我的培育。母校也沒有忘記我這位學生。」
山河變色 師生奮起支援抗日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港大、香港和國家的命運連結起來了，香港各行各業緊急動員，投進抗日的洪流。9月20日，港大學生會帶頭和全港中學的學生代表在大學的大禮堂（即日後的陸佑堂）召開大會，成立「香港學生賑濟會」，籌款支持抗戰，向內地輸送醫療物資，並組織「回國服務團」，動員同學及青年前赴日佔區及戰區。港大師生也加入醫學院畢業生組成的「省港救護團」前赴廣州。1938年冬天，廣州被日軍佔領，港大師生為500名從廣州逃難到港的嶺南大學學生提供課室和實驗室，兩校學生相處融洽，還合作籌款支持抗戰。
港大同學還捐獻社交活動經費和體育比賽的獎金，成立醫療救助金。廣東淪陷前夕，港大學生會籌款購買兩部救護車和兩個戰地救傷站，由四個同學送往廣州交付。1941年聖誕日香港陷落，港大師生輾轉回到內地繼續學業或投身各地後勤、游擊或敵後工作。醫學院的師生為難民提供醫療服務，工程科的校友投進長江上游水利，及衡陽到桂林的鐵路建築等工程中。在香港大學，大禮堂被改裝為戰地醫院，師生權充醫護人員，其中一位文科生就是來自上海、日後的名作家張愛玲。
冷戰下創校使命再受考驗
及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冷戰時代開始，東西壁壘分明，不少已經返回內地的校友參與國家建設，港大「為中國而立」的創校使命再受考驗。國際環境突變，大學與內地關係斷絕，港大高層於是尋求重新定位。1952年，香港總督葛量洪邀請兩位英國專家來港檢討港大財務和組織架構，專家提交了Jennings Logan Report。丁新豹解釋說，這個「報告把港大立校時的政治考量加以淡化。在學科設計上，加強亞洲及本地因素，加強中國文化研究。」
對港大頭50年的發展，黃麗松這樣憶述，「港大由創校到1950年代，仍是一個規模很小的大學。到1955年學生仍不到1,000人，而且經費經常缺乏，亦談不上有什麼重要的學術研究。到了1960年代中葉，大學經濟開始有所好轉……一直到70年代之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與國內大學往來的時機才比較成熟。」
黃麗松北上改革開放帶來轉機
1949年後，港大和內地中斷聯繫，直到鄧小平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
1976年四人幫倒台，恢復高考；繼而鄧小平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講話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教育是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基礎，他還說：「要積極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加強同世界各國科學界的友好往來和合作關係。」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將現代化建設定為國家重點工作，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也宣佈全面重建教育。
1980年秋天，黃麗松應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邀請，於9月5日訪問北京與時任港澳辦主任廖承志會面，是為破冰之旅。
1982年，黃麗松再獲邀訪京。6月2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黃麗松，說明香港回歸和「一國兩制」的構思，並表示香港大學對內地大學的發展，可以扮演重要角色。黃麗松兩次訪京回港後，開始籌辦和推動與內地大學的交流。港大當年的高級行政人員徐天佑在2021年7月為本書接受訪問時，記得黃麗松回港後，對他這樣說：「鄧小平還談及香港大學有三個特點，應該長期維持下去，第一是英語教學，有助學術交流國際化；第二是港大有外籍教授，預計內地未來發展需要很多這方面的人才，港大的經驗可以借鑑；第三，港大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內地學者跟香港學者多接觸，可以更了解國際學術界。」
黃麗松也向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的多位創辦人談及了這次和鄧小平會面的情況。當時的同學會會長馮可強記得：「（黃校長）向我們講述，鄧小平接見他時，談到中國將恢復對香港的主權，請他向港大同學會和校友轉達期望，希望我們作為社會精英，為香港前途作出貢獻。黃校長更以誠懇的眼神，勉勵我們留港為社會繼續服務。」
1986年，歷史學家王賡武繼任校長，他大力支持和內地的學術交流，交流經費被列為大學經常費用，並撥資金給學校語言中心，鼓勵港大老師學普通話。當年創立內地事務處的首任主任黃依倩回憶，1989至1992年間，王賡武特別要加強面向內地的工作，要學生了解中國，成立基金。王校長對校友說，「希望通過這些活動，港大能夠多少實現90年前創校時的一個理想，在溝通中港文化、服務中國的大業上，有點貢獻。」
就像當年對港大建校解囊相助一樣，支持各種和內地交流活動的包括個人、商界、本地和國際基金會，詳細有記錄可考的見本書附錄。譬如在1979年成立的裘槎基金會（Croucher Foundation），創立迄今一直立足香港，是對科研支持力度最大的非政府基金會，當年成立的三個目的之一就是促進香港和內地大學的聯繫與合作研究。1992年入職港大負責統籌募款的徐詠璇說，校友和公眾對支持和內地的交流活動、獎學金和講座等非常熱心。
校友也熱心捐資，譬如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在1987年成立「大學畢業同學會獎學金基金」，在校長黃麗松和王賡武協助下，得到東亞銀行總裁李國寶和信興集團主席蒙民偉襄助，籌辦啟動基金。從1988至2001年，資助了58位內地學者到香港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實地研究。
同學會獎學金的受益人國世平對他從武漢大學到香港做研究的回憶，表達了當年學子的心聲：「人生視野從此開闊；1988年內地仍然非常落後，儘管中國正在逐步開放……當時我們對世界的了解是支離破碎的，很不完整……到了香港，一下進入世界知識的海洋，對全世界狀況一覽無餘……在香港的三個月，我如饑似渴地學習，在知識大海中游弋。」
改革開放，也為港大帶來了新機遇、擴展了做學問的空間，帶來研究的新夥伴和資源。本書記載了藉着改革開放的機緣，兩地當年研究合作的一些發展和成果。
本書章節
本書共九章，介紹的18位學者和校友，分屬醫學、工程、文史、教育、建築、社會工作、法律及城市規劃八個領域，配以有關學院或學系在當年和內地交流標誌性的事件記錄。
篇章按學系或學院的成立年份先後排序。港大建校的一個使命是為內地培訓人才，因此創校時最先設立實用性的學院或學系。醫學院的前身華人西醫書院，創辦於1887年；工程學院隨港大開校時（1911年）成立，接着有文學院（1913年），旨在培訓教師；四年後教育系（1917年）成立。至1950年代，隨着時代需要，新專業出現，建築學系及社工學系在1950年開設，1969年開設法律學系，1980年開設城巿研究及城巿規劃中心，提供城規課程。各學系的誕生，反映時代的發展和要求；部分學系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升格為學院，正好迎上改革開放，進入新時代。
書中人物有改革開放後港大的第一代領導人物：文史的趙令揚、工程的張佑啟和建築的黎錦超；在加入港大時已卓有成就，工程界的李焯芬、醫學界的梁智鴻和周肇平；還有早年港大畢業、投身商界的朱裕倫和楊佰成。
當年北上的年輕學者，有教育界的程介明和白傑瑞；社會工作專業的周永新、陳麗雲和梁祖彬，他們投身研究近40年，把理論應用到實踐。還有施能自，香港出生卻在1991年北上紮根迄今，在商界嶄露頭角。早逝的律師何美歡自許「為國家做學問」，使人閱之動容。她用專業精神演繹了真正的家國情懷。病毒專家陳鴻霖在內地出生，改革開放初期獲獎學金來港大攻讀博士。2020年，他成為協調港大和內地科學家開發新冠疫苗的關鍵人物，30年前改革開放交流播下的種子，今天開花結實。
本書人物不少擁有多元的國際背景，譬如何美歡在加拿大讀法律，持有加拿大、美國、英國、香港的執業律師資格，卻選擇回到港大教學。郭彥弘是1970年代首位在美國獲得城規博士的華人，1980年代到港大走上教研道路。李焯芬任加拿大安大略省水電局總工程師，足跡遍及加國大小水電站和核廢料基地，積累水電核電工程經驗，1992年回港大任教。黎錦超在吉隆坡出生，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客家人，留學美國的他形容自己是文化混血兒。顏可親是第三代加拿大華裔移民，卻看到和內地合作的黃金機會。還有香港出生的張佑啟，在三大洲教學繞了一個大圈之後回歸香港。
我們希望如人文學者陳平原所說，透過「生氣淋漓的人物和故事」，「使大家意識到大學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有血有肉、有學問有精神的人組成的知識共同體。」
歷史圖像的初稿
港大校史著作不少，但都聚焦早期創校和二戰之前的事蹟。本書關注的是一個被忽略的時期，還未有完整的記載。我和團隊是歷史的學生，不敢言史，向讀者提供的是一份初步報告，一份歷史圖像的初稿。
章節的「紀事」，不是整個學系或學院的全貌，而是根據所得到的材料，對港大和內地在八個領域的交流情況作初步整理。每個領域的交流有共通之處，但依據學科的性質，以及學科在港大和內地的發展狀況各有不同的互動。譬如醫學院在港大歷史最久，和內地醫學界淵源深遠，很早就發展交流；教育、建築和社會工作都需要專業認可，港大特別在建立專業和國際認可方面提供協助；城市規劃是比較新興的學科，港大和內地合作研究，互為補足。法律領域交流的背景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急需草擬《基本法》，港大法律系和內地探討兩地法制的溝通與共融。文史界的交往，主要透過系列大小會議在理念和思想上的碰撞，激發對人文問題的深層思考。
團隊訪問了50多位當年的教授、他們的後人、同事和學生，同時挖掘、梳理及核實了海量而碎片化的資料，包括港大的內部記錄。參考的一手材料包括校務委員會的會議紀要、校董會會議紀要、大學公報、校長報告、大學年報、校訊《交流》、畢業生議會通訊、院系和部門的年報、院系通訊、會議記錄和出版等。本書也參考和收集了當年的書函信札原件、內地的雜誌和期刊文章、會議論文集、媒體報道、親歷者回憶錄、當事人手稿、原始辦會資料（如會議邀請信、小冊子、邀請人名單、出席名單、海報、程序單、發言稿、照片、報刊報道等等）。可惜的是各院系的檔案藏儲情況參差，這幾十年間有部分資料及原始記錄因各種原因已經散失、銷毀或藏在民間。
本書每一個人名和事件的背後都有更深遠和動人的故事有待發掘，還有更多當年人物的事蹟值得銘記。限於篇幅和史料，對書中人物和各領域的活動亦只能作浮光掠影的介紹，而團隊的筆力更不足以反映當年的激情與嚮往。希望本書能引起對港大歷史的關注和發掘。我們也期待家有珍藏照片和歷史材料的人士捐贈給大學的檔案館，豐富歷史寶藏。本書的遺漏當然是我和團隊的責任，期待各方指正。
傳承歷史、回答「港大之問」
1970年9月，剛從經濟學系畢業、22歲的宋恩榮在港大學生會出版的《學苑》上，發表了「為中國而立——港大的回顧」的萬字長文，追溯母校60年成長的起伏跌宕、「為中國而立」的初衷和蛻變。這篇赤子情懷洋溢的文章當年激發了新一輪的辯論，他的結語到今天仍然擲地有聲：
「我們從歷史看到，港大的使命與香港的使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香港一直是外界與中國接觸最方便的地方，也是全東南亞最現代的城市。香港對中國和東南亞都有極強的衝擊。正因為香港是如此獨特的地方，港大必有獨特的使命。」
港大是中國的大學，也是香港的大學。港大從誕生日起，就有國際化的基因，是國際化的大學。自百年前「為中國而立」這命題提出到今天，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對「港大為誰而立」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他們有的是為了考量昔日大英帝國的利益，更多的是基於對國家和香港的關懷和熱愛。但不管他們的出發點，論者都明白香港與內地關係密切，都希望通過香港大學和香港，影響內地。百年以來，一代又一代的港大人，為回答「港大之問」提出了答案。
本書編著和完成時，正值香港回歸進入第二個25年、港大創校112週年，我們希望本書這卑微的努力有助於啟迪思考、展望將來。在21世紀，國際政治波濤洶湧，科技飛躍發展，對大學提出了新的挑戰。回眸改革開放初期先行者的足跡，和大學成長的脈絡，正好激勵我們揚帆啟航。
繼往開來，從認識歷史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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