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記：一九六三～一九七○

印記
（一九六三—一九七○）
舞者和電影記錄者（代序） 隱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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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俱到說青霞一八七
後記一九七
作者簡介二○一

 

代序

舞者和電影記錄者

　　舞者江青，有一個金頭腦；一九四六年生於北京，童年在上海度過，十歲小學畢業後，到北京舞蹈學校接受六年專業訓練；一個人能牢牢記住童年往事並不稀奇，稀奇的是：江青能清楚記得原先她想忘掉的︱那些關於一九六三︱一九七○，在臺灣七年中有過她許多第一次的往事：第一次主演電影，第一個家，第一個孩子……這些屬於她十七到二十四歲發生刻骨銘心的經驗，江青一直將它置於「角落」，甚至有意遺忘，但，奇怪的是，生命歷經瞬息萬變，也歷經千迴百轉，如今七十八歲的她，卻仍可娓娓道來，平實面對，並鉅細靡遺記下自己那個青澀年代所有過的經驗和見證過的歷史，寫下她當年耳聞目睹之事。重要的是，江青不只寫下了自己的故事，更難能可貴的是，她變成臺灣電影史的記錄者，一段活生生的臺灣電影歷史全在她筆下活了過來，不容易啊，臺灣曾經確有一段經濟困頓的年代，大家日子過得苦哈哈，精神生活就靠到電影院裡看戲撫慰自己，江青把那個「看電影的年代」拉回來了。

　　十七歲夏末初秋那年，江青遇上大導演李翰祥，那正是大導演想脫離邵氏公司的時候，為什麼呢？因為李翰祥導演了一部由凌波和樂蒂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臺港兩地瘋狂賣座，這部電影讓臺北成為「瘋人城」，有人看十遍，有人看二十遍，甚至有人看五十遍，如此賣座，邵氏電影王國當然財源滾滾，但聽說，導演李翰祥只拿到導演費，至於額外的分紅，完全沒有，這就讓李翰祥起了「不如歸去」之心。

　　對邵氏老闆邵逸夫來說，黃梅調影片《梁山伯與祝英台》如此賣座，當然要繼續拍黃梅調電影，於是簽下了《七仙女》，仍聘李翰祥執導。

　　但此時的李翰祥已另有打算，何況，邵逸夫的對手︱「國泰」的陸運濤也在幕後策動，李翰祥決定遠赴臺灣，自創「國聯電影公司」，邀原先的女主角江青，一同前往臺灣，另打天下。

　　這是一九六三年，臺灣電影史上，人所共知之事。

　　但如今已隔了六十一年，超過一甲子之前的舊事，許多原先記得的人，可能已經不在了，也可能記憶衰退，逐漸忘光了，不知誰是凌波，誰是樂蒂，甚至不識李翰祥，也就不意外了。

　　而香港邵氏公司，邵逸夫並不因李翰祥導演去了臺灣，就停拍《七仙女》，反正，李翰祥寫好的劇本握在邵逸夫手裡。作曲周藍萍，兩部《七仙女》，用的也是同一人。顯然，臺港兩地的《七仙女》鬧起了「雙胞」案。但邵逸夫毫不擔心，他握有「凌波」這張「王牌」，只是女主角改請「方盈」，而方盈和江青其實是香港「南國演員訓練班」時期的好友，所以儘管兩家公司打對台，而私下裡，演《七仙女》的兩位女主角卻仍是摯友。

　　「國聯」尚未在臺灣成立之前，一九六三年的臺灣電影事業，以公家機構投資為主，譬如「中影」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臺製」是由省政府經營，而「中製」則為軍方投資的電影機構，可見六○年代的臺灣電影，黨、政、軍色彩濃厚，都負有政治宣傳的目的。而李翰祥在臺灣創立「國聯」，卻帶有相當多的理想主義色彩，心裡一直想拍一些屬於他那一代中國人的電影，事實證明，李翰祥的「國聯」在臺成立，雖僅短短不到六年，卻先後拍了十九部電影，並大量選用文藝創作作品，搬上銀幕，譬如一九六八年的《破曉時分》，是朱西甯的同名小說改編，由宋存壽導演，姚鳳磐編劇；一九六九年的《冬暖》，改編自羅蘭的小說，李翰祥親自執導；一九七○年的《黑牛與白蛇》，改編自楊念慈的同名長篇小說，由林福地導演，均得到影壇和文壇一片叫好聲，且贏得相當大的聲譽！而改編自瓊瑤小說的《幾度夕陽紅》和《菟絲花》，均造成話題，票房亦大放異彩，此外與「臺製」合作的《西施》，拍攝期間，更是新聞媒體的焦點。

　　當年「國聯」大本營設在臺北市靠近植物園的泉州街一號「鐵路飯店」內。江青的宿舍就在一樓，大本營從早到晚如市集，四面八方人來人往。江青說：「李翰祥導演喜歡聊天，當時臺灣文學、藝術界人物都是他的座上賓，高陽、郭良蕙、楊念慈、鄒郎、司馬中原、朱西甯、卜少夫、平鑫濤等」；此外，李導演「還到處招兵買馬；買著作版權，請編劇、找導演，還成立製片小組，對製片成本絕不吝嗇，每一部電影的拍攝都精益求精。同時還請陳來奇先生在臺灣辦了完全沒有廣告的《電影沙龍》雜誌，簡志信參加了編輯的工作……」

　　不只如此，李翰祥還請了資深影劇記者劉昌博主編香港《國聯電影》，並擔任「國聯」宣傳部主任；宣傳部下有個編輯委員會，瓊瑤、高陽、姚鳳磐、康白等撰稿，新聞稿由盛竹如負責。

　　「國聯」經濟狀況並不好，經不起李翰祥如此大手筆的揮霍，「國聯」不久財務出現危機，對內欠薪，對外舉債，但李翰祥個性如此，在借貸聲中仍大展身手，說動片商李道法、朱宗濤合組「中聯公司」，為他在板橋購地，興建片廠。

　　在「財務困頓」中，總算因他平日為人海派結識不少好友，得到如「臺製」龍芳廠長等的救急，後來和龍芳好像結成拜把兄弟似的感情，此時，又恰逢一九六四年六月，第十一屆「亞洲影展」第一次在臺北舉辦，對於當時的臺灣，好不容易遇上第一次有國際友人出現的盛會，當局相當重視；而「國聯」也卯足全勁，為全體二十六位女演員訂製「繡了鳳」的長旗袍和「小鳳仙」裝各一套，主要，除了亞洲國家重要影人會出席，最關鍵的在於香港和星馬地區重要影人，特別是「電影鉅子」陸運濤夫婦，正準備全力投資李翰祥的「國聯」，沒想到那次「亞洲影展」結局出現晴天霹靂，明明是一場喜劇，怎會以悲劇收場？

　　原來，日前「亞洲影展」圓滿結束，「國泰」陸運濤夫婦包下圓山大飯店「麒麟廳」和「金龍廳」，宴請所有參加影展的六百多位賓客，為陸運濤即將到來的五十大壽暖壽。但偏偏主辦單位不知哪位老兄出的餿主意，居然趕在餐會前特為香港、馬來西亞來賓排了一個到霧峰故宮參觀的節目；本來以為，只是飛機來回，可當天晚上，當所有人都等待「請客的主人」趕快從霧峰故宮回來，賓主即能準時用餐，結果是：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下午五點四十分，一架民航機在臺中縣神岡鄉失事墜毀，機上乘客和工作人員五十七人全部罹難，確切的說，他們大多數都是『國聯』的後台或息息相關的人物，『國聯』如遭電擊折柱……」

　　機上除「國泰電影公司」老闆陸運濤夫婦，另有王植波、周海龍夫婦；「聯邦」總經理夏維堂、「臺製」龍頭老大龍芳廠長……全都成了一縷亡魂，這些人物，也可說多數是李翰祥的金主。

　　這次「空難事件」，逼使李翰祥的「國聯」關門大吉。

　　而等在圓山飯店等待用餐的賓客，接獲「飛機失事」惡耗，驚成一團，尤其遇難家屬和親友哭得呼天搶地，悲劇啊！是誰鬼使神差，讓這樣的悲劇在人間發生？

　　一九六四年，原本是李翰祥大展鴻圖之年，與「中製」合作，借用軍方的大力，可以拍攝一如西片《賓漢》那樣的大場面，讓《西施》大放光彩，加以他和「臺製」龍芳廠長的交情，都認為臺灣電影的製作環境一定可以走出一條新路，何況香港「國泰」的陸運濤也願在臺買地，為「國聯」大力投資。

　　怎知，正準備過五十歲生日的陸運濤卻會遇上機毀人亡？

　　表面上江青的《印記》只記錄了一九六三︱一九七○臺灣影壇七年大大小小的歷史，其實仔細看，你細讀、細想，江青何止只寫自己的故事，她的故事不但牽動了那七年臺灣影壇的歷史，由於她下筆時，前思後想，打破時間和空間，她筆下的「臺灣影壇回顧」，不再像臺灣觀眾，五○年代最初看到的小銀幕黑白影片，而是進入八○年代彩色絢麗的新藝綜合體大銀幕年代，甚至，隨著她個人年歲加大，世界各國奔走的經驗，她寫出了一本全方位的「臺灣影壇史」，一本豐富無比，讓我們目瞪口呆驚豔的「臺灣影壇回憶錄」。

　　這真是有些不可思議，這麼薄薄一本、字數也不能算多的書，書裡卻幾乎記載了一切我們想知道的事，譬如書中「第節」，從「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主席童月娟寫起，引出上海三○年代影星周曼華，甚至連老牌影后胡蝶也拉了出來，你能想像嗎？一九七○年，二十四歲的江青，由於婚姻遇上低谷，「長輩」周曼華「二話不說也不多問」，常主動約江青上她家打俗稱「逛花園」的小麻將，陪江青打麻將的，居然還有二○年代就紅遍大江南北的老牌影后胡蝶，在江青筆下，這些曾經獨領風騷的影后，卻誠懇、善良、溫暖、大度，她們腳踏實地簡樸的生活，在江青心目中，一直是自己的楷模。

　　三○年代四大美人︱李麗華、白光、周曼華和歐陽莎菲，為首的李麗華，在《印記》書中更佔了許多篇幅；李麗華是中國影壇一代傳奇；她的個人故事，洋洋數十萬言也寫不完，單說她和臺灣影壇的關係，也可說上三日三夜，在李行、白景瑞、胡金銓、李翰祥四大導演執導的《喜怒哀樂》︱四段式組成的經典電影，其中李翰祥執導〈樂〉的單元中，江青曾首次難得能和小咪李麗華有合作機會，在片中，李麗華飾演新寡，江青演村姑銀菱，可惜二人在片中並無對手戲；李翰祥與中製合作開拍《揚子江風雲》，女主角李麗華在戲中展現千面人演技，剛烈、霸氣、嫵媚、從容、潑辣，讓她二度榮膺金馬獎影后；二○一五年，李麗華時年九一高齡，由成龍推著輪椅，登上「五十二屆金馬獎」舞台，領取「終身成就獎」。二○一七年，李麗華在香港逝世，享壽九十三歲。

　　《印記》第節，內容更是特別，從影壇寫到菊壇；因演《七仙女》，得識有「六○年代臺灣文藝青年的精神導師」之尊稱的俞大綱先生，更進而認識其家人，俞的哥哥俞大維（時任國防部長）和俞的姊姊俞大綵（時任臺大外文系主任，也是臺大校長傅斯年夫人），又因經常和俞家人一同看戲，因而認識了不少戲曲界的人，也瞭解了國劇在臺灣發展的情況，由「大鵬國劇隊」說起，從第一代京劇旦角徐露，到第二期「空軍大鵬劇團」的「女小生」鈕方雨，以及「小大鵬」的郭小莊，奇特的是，這三位才貌出眾的國劇演員，在告別舞台生涯之後，有志一同，均轉往基督的殿堂為神做見證，無比喜樂。

　　在「第節」，江青亦談及海峽兩岸的電檢制度，毀了多少對電影有夢想的藝術家，也勾起了許多讓我們緬懷的傑出創作者，如導演《劉必稼》的陳耀圻，他也曾是李行導演《玉觀音》一片的男主角，此外還有《不敢跟你講》和《跑道終點》的導演牟敦芾，若非電檢制度，這些優秀的創作者，在當年電影國度裡均有大放異彩的機會，可惜，都讓國家機器扼殺了。

　　江青一直自認，自己是「上一代的演員」，特別是今年她特地為林青霞榮獲「金馬六十特別成就獎」，坐在觀眾席上，所有得獎的人幾乎不認識，所有的影片也都沒看過，所謂的人事全非，格外讓她感慨；但無論如何千迴百轉，有些人有些事，硬是牽絲攀藤，無法割捨，譬如，她一直感恩的良師益友俞大綱，因感於她一九七○年逃離臺北的事件，編寫《王魁負桂英》京劇劇本，由郭小莊飾演桂英，演出時得到巨大的迴響；江青自己也受到俞大綱劇本的啟發，在一九八二年創作了《負．復．縛》舞劇。

　　俞大綱教授的女兒俞啟木在半個世紀後，也就是二○二一年秋天和她聯繫上了，由此牽引起張大千居士一張畫，由這張畫，像連環套，套出一個又一個動人故事，從「羅芙奧精選拍賣會」上拍賣所得，捐給「俞大維先生紀念學會」，到「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的「俞大綱、俞大維昆仲聯展」，以及「搶救俞大維溫州街故居」。

　　《印記》書中，也提到導演李行，前後三次親自為其餘三位導演︱李翰祥、白景瑞、胡金銓辦了葬禮，他們四人，一向如兄如弟的彼此惺惺相惜，互相親密的稱子達（李行）、小白（白景瑞）、小胡（胡金銓）、翰祥或李黑。他們聚在一起，不是談劇本，就是談勘景、物色演員、交換意見，還老是在擔心票房收入的問題，像著了魔似的，張口電影、閉口電影。

　　二○二一年八月，李行導演過世，我自己一向也是一個影迷，從小喜愛看電影，李行大導演過世時，正逢新冠病毒，想到李行到了天國，他在天上的三個老兄弟一定會聯袂歡迎他，因此我還在二○二一年九月十五日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一篇〈在天國喝咖啡︱喜怒哀樂聚合〉（後收入拙作《早餐變奏曲》一書），現錄下文中的最後一部分：

　　騰雲駕霧，穿過厚厚雲端，李行終於到達金碧輝煌的天宮，遠遠就看到老大李翰祥和白景瑞、胡金銓前來迎接他，李行很高興，問他們：「你們都還好嗎？」李翰祥說：「天堂什麼都好，就是生活太單調了！」

　　他們正在喝咖啡，李行剛坐下，一杯咖啡就送到他桌前。

　　「辛苦了，」李翰祥說：「離開人間都快二十五年了，子達，你還真行，能挺過這麼多年人間風霜，我說子達啊，現在影壇還能混嗎？」

　　「你別問了，真是一言難盡，如今電影院全關了，整整關了三個多月，誰也不准進電影院，我來之前，聽說三級防疫警戒降為二級，終於又可營業，但什麼梅花座，什麼分流，反正就是不准客滿，大概只准一半人可以入場。」

　　「還真鮮啊，電影院不准營業，電影拍給誰看啊！」小白白景瑞也禁不住說了這麼一句。

　　「新鮮的事多著呢，說也說不完，」李行說：「讓我先喝口咖啡，再慢慢聽我細訴……」

　　於是李行把四分之一個世紀前和四分之一個世紀後，世界的改變，世界種種怪現象，一一道來，什麼手機啊，網購啊，電影院由原先的一個大廳更改為七、八個小廳，有小到僅僅十幾個座位，居然也叫電影院，到底收支如何平衡，這筆帳我還真不會算。

　　李行繼續說：「可能我真老了，就是搞不懂！反正，全世界都像革命般的在翻天覆地改變中，而現在根本也沒什麼人在談電影或歌曲……」

　　「那都在談些什麼呢？」小胡胡金銓好奇的問。

　　「全部都在談病毒和口罩，談一種叫新冠病毒的疫情，你們從來不曾想到，現在全世界的人出門都要戴口罩。」

　　「人人都戴口罩？到底發生了什麼怪事？」這回，是老大李翰祥忍不住地問。

　　「你還真想不到，連電視節目主持人都戴口罩，報新聞的人也要戴著口罩，啊，簡單地說，反正不管你到那裡，看到的人都戴著口罩。」

　　「那怎麼說話？」小白有些不相信。

　　「還有，前一陣子，根本不准人進餐廳吃飯，只能外帶。」

　　「餐廳不能內食，電影院不開放，聽來如今人間好像已完全失去了自由！」

　　「一點也不錯，我感覺每個人活得像小學生，什麼都要按規定來，一不小心，譬如上街忘了戴口罩，立刻就要罰新臺幣一萬五千元……像我們這樣坐在一起喝咖啡，發發牢騷聊聊天，如今也不可以，必須戴上口罩，可能還要裝上隔板，你說，聊天的趣味不是全沒了？」

　　「還有，上街購物，無論到超商或一般店家，都採實名制，必須留下姓名電話，好像魔鬼抓人，萬一發生什麼事，一個也跑不掉……」

　　「天啊，看來庭院靜好，歲月無驚的人間歲月似乎已無法求，翰祥老哥，以後不要抱怨天堂太單調，人間聽來有些不妙，連我們這樣擺擺龍門陣也不可以，我看，我們就好好過我們的神仙生活吧！」胡金銓下了結論。

　　大家拍手叫好！

　　江青《印記》中有說不完的影壇、劇壇、文壇故事，香港影人張　，為人海派，對朋友講義氣，一九九七年，導演胡金銓往生，雖然弟子、門生頗多，但生活都不富裕，其運往洛杉磯的骨灰需一筆安葬費用，張　聞知，二話不說，立即掏腰包解危；他還有另一件讓江青難忘的事是，凌波和胡錦在臺北攜手登台演出《梁山伯與祝英台》，兩人均抱病上場，是一次極為千載難逢的演出，那次張　剛好身體有狀況，住在醫院裡，但他堅持向院方請假，由護士推著輪椅去看凌波和胡錦，江青和張　相識數十年，她瞭解張　內心有多少感觸，凌波曾是他的未婚妻，胡錦是他的前妻。

　　《印記》全書分節，第節另加小標〈烙印〉，江青說：「印記、烙印都是『曾經』的人、事件的印象、人生軌跡上自己留下的腳印……」，另附一篇〈面面俱到說青霞〉，我在創辦「爾雅」即將五十年，幾乎已停止接稿的情況下，仍心甘情願接了這部稿件，主要，當我閱讀《印記》全文，感覺江青是另一個我，也可以誇張地說，「影壇的江青，就是文壇的隱地」，因為我們對於接觸過的人和事，樣樣件件都想記錄下來，看來，我們都愛死了電影、文學，還有文化。

　　是的，人世間最可貴的就是文化。

　　人與人寬厚相待就是文化。

　　《印記》中所有寫下的人物，寫下的事件，無處不蘊藏著寬厚，從胡蝶到李麗華，從周曼華到童月娟，從李行到張　，而俞大綱一家人，傳承給我們的更是一代代的文化啊……

　　印記，印記。「印記」就是腳印的記錄。跟著前人留下的文化腳印，我們也要繼續往前走……

　　︱原載香港《明報月刊》（二○二四年五月號）

後記

　　二○二三年春天，張鴻運先生主持跟我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世界文學節中作了一次訪談，之後他告訴我也在紐約華人作家協會參與一些活動，問我有沒有意願跟大家座談一下？紐約臥虎藏龍，總感到自己寫作是半路出家的門外漢，不敢貿然應允。沒多久他邀請我一起到法拉盛跟大家見面吃個午飯，是著名歷史學家李又寧教授作東，於是欣然與他前往，而寫《印記》便是緣起於這次午餐會。

　　那天餐桌上我認識的有王阿姨（夫人代表王鼎鈞先生），另外久違了的作家叢甦和喜歡研究民歌、校園歌曲的周興立博士，其他十餘位賓客包括主人以前都不認識。

　　李又寧教授表達她召集這次聚會，是想邀請跟臺灣的文化、藝術界熟悉的作家，記下一九四九—一九七五年（蔣中正到臺灣至逝世前）這階段與文化有關的故事和歷史，集結成書出版，同時告知鼎公（王鼎鈞）已經完成了任務。

　　會後不久，收到李教授助手寄來的「一九四九—一九七五年間的臺灣文學」約稿簡說，並要求在二○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以前繳上「論文題目提案與摘要」，我按時交上題目提案〈印記—臺灣七年（一九六三—一九七○）〉得到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並說明將來任何部分的文章稿件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發行。多年以來，我的文章都是由香港《明報月刊》率先發表，文章集結夠了，便找出版社成書出版。我將擔心版權問題的疑慮提出，得到了理解，一切迎刃而解。

　　「爾雅出版社」隱地先生已經出了我三本書《說愛蓮》、《回望》、《我歌我唱》，彼此合作非常愉快，他的資歷和品味使我寄了〈印記〉初稿給他和董橋先生指正，聆聽高手、老作家的意見。因為臺灣出版業經營慘淡，我不想強人所難，所以沒有提出希望「爾雅」出版的願望。

　　二○二三年秋天參加「金馬六十」，出發前跟隱地相約去「爾雅書房」探望他們夫婦，在書房進午餐時，隱地先生拿出了正在寫的日記要我看其中有他讀《定心丸》和〈印記〉初稿的感懷，太太林貴真也拿出筆記給我看她圍繞著「爾雅」出版我的三本書寫的心得，他們年事已高，此番言論和真誠的表露令我感動不已。突如其來的隱地問我：「有沒有出版社要出《印記》？」我剛搖頭，「『爾雅』可以出圖文並茂的單行本，怎麼樣？」驚喜之下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會計小姐上樓來，遞給我一個信封，隱地說：「妳來臺灣一次不容易，稿費算是補貼你參加『金馬六十』的機票。」完全出乎我意料，不禁問：「難道你們有預謀？」他們夫婦相視哈哈大笑！

　　印記、烙印都是對「曾經」的人、事件的印象，人生軌跡上自己的腳印，寫時太多的回憶翻江倒海般湧來，好像又重溫了一遍十七至二十四歲的我。

　　電影資料館薛惠玲女士仍然熱情相助，不但幫忙提供照片，看了初稿並指出問題，畢竟離我太遠太久了，衷心感謝！隱地先生一直對電影和文化有濃烈的興趣，我書中寫到的人和事他都熟悉，並與其中大多數人物有某種程度的交往，所以我不作第二人想，一開始就請求他來給書寫序，在他自稱「人老眼花」的狀況下，還是同意了，也是我最感念的。董橋因主編《明月》而與我相識，多年下來成了隨時勉勵我，有求必應的朋友，這次先請他看稿，再請他給書名題簽，第二天就寄到了，無以為報只能在此大聲說：「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