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失去」了中國：從羅斯福到費正清

引言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一、重問「誰丟失了中國？」
美中關係白皮書：無可奈何的供狀？
麥卡錫主義：罔顧政治問責的政治迫害
謝偉思的反思：在中國失去的機會
來自拉鐵摩爾的自我辯護與反擊
尼克森訪華：美國再次擁有中國？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究竟誰誤解了中共？

二、決定總統外交政策的倫理與政治
威爾遜主義：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羅斯福在雅爾達製造的中國難題
杜魯門主義：路徑依賴下的對華困境

三、美國將軍的中國經驗和外交使命——從馬歇爾到史迪威與赫爾利
總統軍事顧問的外交使命
「史迪威事件」：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點
赫爾利使華：聯合政府的陷阱
馬歇爾的調停之路：重蹈赫爾利覆轍

四、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價值觀維度——用喬治．凱南「對勘」謝偉思
美國現實主義外交傳統及其問題
喬治．凱南的「圍堵」理論
謝偉思「職業外交」的價值觀局限
凱南「圍堵」理論在中國的認識盲區

五、美國誤判中國的輿論之源——從斯諾到白修德和貝爾登
誰在塑造「美國的中國形象」？
斯諾：報導紅色中國的首席記者
白修德：《中國的驚雷》粉碎「蔣介石神話」
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的認識盲區

六、美國誤判中國的史學之源——從拉鐵摩爾到費正清
歷史學家「思想」對總統的影響
拉鐵摩爾：歷史學家迷失於現實政治（上）
拉鐵摩爾：歷史學家迷失於現實政治（下）
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觀批判（上）——思想與時代
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觀批判（中）——理論建構
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觀批判（下）——反思與自我批判

結語 誰「誤判」了中國？ 中美「注定一戰」？

附錄 中國共產主義向何處去？——重溫布里辛斯基的「大失敗」理論
蘇聯的失敗是共產主義的徹底失敗？——布里辛斯基的「大失敗」理論
從「收縮與調適」到「逆轉與對抗」——以沈大偉的「共產主義黨國」研究為例
中美之間的「雙重賭局」：誰是贏家？——以藍普頓的「中國力量」研究為例
「新加坡經驗」與「中國的選擇」——以馬凱碩的相關研究為例

後記
參考文獻

引言(節錄)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1949年4月20日，中共百萬大軍發起渡江戰役，僅用兩天時間便突破國民黨軍隊精心設防的長江天險，於4月23日占領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戰役發動之前，國軍高級指揮官和美軍顧問們都認為，長江是缺乏海空軍、缺乏兩棲作戰經驗的共軍向前推進的難以逾越的障礙。曾經擔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認為，國軍用掃帚柄都能守住長江，如果他們有決心的話。但是，「決心」這個假設條件並不存在，在遼瀋、平津、徐蚌三大會戰之後，國民黨軍隊儘管還有兩百多萬人，但從軍官到士兵都普遍沉陷在失敗主義的絕望情緒中，通過戰爭一決勝負的決心已經喪失殆盡。國共內戰自1946年全面爆發以來，戰局變化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在雙方軍事力量四比一的懸殊情況下，出現了一邊倒的局面，共軍在戰場上勢如破竹，國軍節節敗退，以致中共領導人也沒有想到，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日子會到得這麼快。毛澤東收到占領南京的捷報後欣然賦詩一首——〈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這首詩是勝利者的宣言，是對中國滄桑巨變的預言，也是對失敗的國民黨政權的終極審判。在中國三千年的成文歷史中，成王敗寇歷來是新舊王朝盛衰更替的內在邏輯，中共用武力推翻國民政府，奪取全國政權，是開創了一個新的王朝時代？還是如毛澤東向世界承諾的那樣：「建設一個嶄新的強盛的人民共和國」？不管如何評價中共新政權的性質，至少在費正清看來：「1949年沒有一個人能否認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國。」所謂「公公正正」，或許就是指的司徒雷登所看到的情況，國民黨是在擁有遠比中共更好的物質和精神條件下——「政府占有各方面的優勢。首先，它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聲望，又掌握全國的各種物資。政府又占有更廣大的土地和人數更多、裝備更好的軍隊，海軍和空軍雖然裝備差，但是也比根本一無所有的共產黨強多了」——失去了全國政權。雖然有史家認為中共在抗戰勝利之後迅速進入東北地區獲得了蘇軍贈送的大量軍事裝備，對其後來戰勝國民黨軍隊具有決定性意義，但鄒讜的研究表明，中共軍隊接受蘇聯提供的武器並不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決定性因素。純粹從戰爭決勝的角度來看，中共戰勝國民黨既符合中國歷史上新舊王朝更替的規則：天命的意外襄助（費正清語），民意的支持，道義的正當性，勝者為王的合法性；也符合現代戰爭的勝利規則：制定正確的戰略戰術，實行嚴明的紀律，形成團結一致的領導集團和驍勇善戰的軍事指揮團隊。

　　事實上，當中共在1946年預言自己終將贏得全國政權時，早在這10年前已有人作出了相同的預言。1937年6月18日，四個美國人：畢恩來（托馬斯．亞瑟．畢森，T. A. Bisson），當時的身分是「美國外交政策協會」遠東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一位研究亞洲邊疆史的卓越歷史學家；菲立浦．賈菲（Philip Jaffe），美國著名的《美亞》雜誌主編；賈菲的妻子艾格尼絲（Agnes）；以及他們雇傭的司機，瑞典機械師艾飛．希爾（Effie Hill），共同奔赴延安，開啟了為期三天的「陝北考察」（6月22日至24日）。期間他們與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徐向前等中共領導人，就紅軍現狀、西安事變後的抗日形勢，中共的抗戰準備、國共關係、統一戰線、中國的民主前景、國際關係與世界形勢、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的前途、中共與美國、英國的關係等話題，進行了廣泛的對話。同時，他們還走訪了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在劇院欣賞了「紅小鬼」表演的活報劇、芭蕾舞選段和高爾基的話劇《母親》的選場，臨走那天還在朱德親自主持的一個演講會上面向數百名戰士與群眾發表演講。按照畢恩來的記載：「在延安度過的那幾個日夜，我們幾乎自始至終都被所看到的一幕又一幕場景所深深吸引，充滿了興奮之情。」他據此給予中共領導人以極高的評價：

　　「往昔的經驗，當今的形勢，未來的局面，古今中外，縱覽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運籌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載著充滿希望的神秘的預言。」

　　拉鐵摩爾在當時做出了一個遠比畢恩來更大膽的預測，他在當時為倫敦《泰晤士報》所撰寫的一篇文章的最後一段中這樣寫道：

　　「當我回味那次延安之行，認真思索時，在我看來，假如當初日本沒有發起那場戰爭，共產黨可能會以合法政黨的面貌重新浮現，在全中國發揮其影響，並在他們已經控制的地區，擁有一個類似省政府的地位。如果日本人開仗了，假設共產黨關於半殖民地國家的軍民關係的理論是正確的話，那麼，這個國家的大多數軍隊和人民就都會站到共產黨一方來。」

　　1973年，畢恩來的《1937，延安對話》被塵封了近40年後在美國首次公開出版，拉鐵摩爾在該書序言中專門補充了艾飛．希爾對毛澤東的看法，他特別介紹了這位曾經長時期跟隨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遊歷中國的司機的政治立場：一個「遊民小資產者」，對政治的瞭解乏善可陳，知識面極其有限，並不贊同共產主義，但就是這樣一個政治素人對毛澤東的政治前景的判斷被拉鐵摩爾稱之為「真知灼見」：

　　「我曾經見識過各種各樣的人。富商、軍閥、知識分子、國民黨高官。但毛澤東卻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能夠統一全中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