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節錄)
幾易寒暑,這部《新譯李慈銘詩文選》的書稿終於完成。現姑就其緣起、注譯原則及心得,略作陳述。至於李慈銘詩文的版本、旨趣、特色、影響等內容,均見本書的導讀,這裡不擬贅述。
記得是二〇一五年五月,張曉偉君問我是否有時間給李慈銘的詩文集作一些譯注。我愣了一下,曉偉繼續解釋說這是臺灣三民書局近期的出書計劃。我意識到這應該是三民書局《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的一部分,能夠加盟,自然非常榮幸,再加上我對近代詩已經涉獵多年,所以當即承諾下來。沒過幾天,三民書局編輯部的張先生便通過郵件給我發了一封正式的邀請函,交待了古籍撰寫體例等事宜。按照要求,我挑選幾首李慈銘的詩作,試撰了約五千字寄回去。很快,我們彼此便達成了《新譯李慈銘詩文選》的書稿撰述協議。十月份的時候,張先生與幾位同事再次出差來京,我們得以面晤暢談。這次相別之後,我擬定了詳細的撰寫計劃,有一段時間差不多每天都要寫幾千字。二○一八年三月,初稿撰成,總計約四十萬字。一方面如釋重負,一方面卻感覺若有所失。仔細一想,不外是這三年來注譯李慈銘詩文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再仔細一想,在注譯過程中,其實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為時既久,遂逐漸形成了較為固定的原則。
在處理不同的詩文時,我往往會採取極為靈活的策略。比如在研析〈招隱辭〉時,我通過〈招隱辭〉的藝術特色及李慈銘的日記指出,這首詩深受龔自珍〈能令公少年行〉的影響。對於〈伯寅招集夕照寺,為萬柳堂補柳,索賦長歌〉一詩,我則指出「萬柳堂」成為達官風雅的象徵的歷史源流與脈絡:元代右丞相廉希憲→清初大學士馮溥→嘉道大學士阮元→光緒間潘祖蔭、張之洞。對於〈為伯寅題建文鐵錘拓本〉一詩,我在研析時特別揭示了清代以金石學入詩的風氣。〈苦雨中聞蟬喜賦〉一詩,我據「打頭十日雨,床床積泥滲」一聯,在研析中引《天咫偶聞》指出光緒十六年(西元一八九○年)的北京大雨。〈金縷曲‧杭州寓樓阻雨,不得游湖上〉一詞寫得異常窅眇,我就更多揭示李慈銘年輕時的精神世界。在〈致潘伯寅書〉的研析中,因書札主題之便,我主要梳理了李慈銘的捐官歷史及其與周星譽、周星詒兄弟的恩怨。而在〈霞川花隱詞自序〉的研析中,我重點剖析李慈銘的詞學觀點,指出他一方面深受傳統士大夫正統話語的影響,對詞有偏見,另一方面,卻對詞迷戀不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希望經由這些「研析」,將李慈銘的方方面面都能夠展現出來。
注譯的過程免不了有挑戰、有挫敗,但確實是一段很愉快的過程。注譯其事雖小,但意義自有在。在這之前,似乎還沒人專門注譯過李慈銘的詩文,所以成稿之後,不但若有所失,而且惴惴不安。現在又將我個人注譯李慈銘詩文選的原則、策略與一些粗淺的心得寫下來,除了顯出注譯者曾經多少下過點功夫之外,主要還是期待讀者、專家的批評指正。
潘靜如謹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