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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遊牧民族史:從草原到中原,「新中華」如何誕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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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遊牧民族史:從草原到中原,「新中華」如何誕生的過程

中華を生んだ遊牧民 鮮卑拓跋の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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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夷狄」如何打造「新中華」?
從草原來的拓跋鮮卑,如何改寫中國歷史?

  當我們翻開中國史,總習慣從中原、漢族出發,把草原民族當成外來的異族侵略者。但你是否想過,那些被稱為「夷狄」的民族,其實不只是入侵者,更是推動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力量?

  拓跋鮮卑是一支擅長騎射、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自三世紀開始嶄露頭角,他們在「舊中華」解體的大分裂時期建立部族國家,自此登上歷史舞台。公元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一舉結束五胡十六國的戰亂,重新整合華北。

  最初的北魏仍保留濃厚的草原特質:子貴母死制、收繼婚、部族分權與共治等制度皆延續鮮卑傳統。但隨著疆域擴張、政務繁重,這個拓跋國家逐步學習漢人治理模式,推行中央集權、設置官僚體系,逐漸演化為一種「胡漢複合政權」。

  真正的轉折點,來自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他改姓改服、遷都洛陽、推行漢語與儒家制度,力圖讓草原政權融入漢地文化。這些措施雖強化統治效能,卻激化內部的對立,甚至引發動亂,導致北魏分裂。然而,這場激進改革的遺產,最終催生出一個全新的「中華」。後來的隋、唐,其實都是承接北魏遺緒的產物。

  無論是均田制、府兵制、三省六部制,還是雲岡石窟與龍門石窟中融合草原與佛教風格的藝術語言,皆可追溯至北魏時代。可以說,隋唐盛世的光輝背後,正有一條來自草原的血脈在流動。

  拓跋鮮卑不是文明的破壞者,而是重建者、擴展者。他們為中原注入了草原的血液、佛教的靈魂,重新定義「中華」的概念。那些曾被漢人稱為「夷狄」、「胡族」的北方遊牧民後裔,不僅融入了中國社會,更將其獨特的傳統帶入中原,成為推動「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力量。

  東洋史專家全面解析鮮卑拓跋的誕生與發展,講述遊牧民族與漢族的融合史:
  *草原民族帶來的制度革命
  *孝文帝改革──胡漢融合與內部分裂的豪賭
  *沒有拓跋國家,就沒有隋唐盛世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松下憲一

  1971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2001年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東洋史專攻修畢。博士(文學)。現為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教授。著有《北魏胡族體制論》(北海道大學出版會)、合著有《教養的中國史》(Minerva書房)。另外論文數篇:〈后妃的去向──北齊‧北周的後宮〉(《愛知學院大學文學部紀要》第46號)、〈北魏的皇位繼承〉(《中國史學》29卷)。

譯者簡介

葉静嘉


  政治大學日文系碩班畢。自由兼職譯者,現任職於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研究典藏組。

 
 

目錄

前言──分裂與夷狄、胡族的中國史

第一章 拓跋部的故鄉──遊牧與傳說
一、鮮卑登場
二、《魏書‧序紀》的歷史觀
三、尋找大鮮卑山!嘎仙洞大發現

第二章 集結部族──「代國」的時代
一、神元帝建立的拓跋國家
二、西晉與代國成立
三、昭成帝的改革

第三章 重組部族──北魏建國
一、從代王到魏帝
二、解散部族抑或重組──是中華還是遊牧?
三、「大代」與「大魏」──兩種國號

第四章 掌握半壁江山──胡漢雙重體制
一、太武帝統一華北
二、「國史之獄」揭露了什麼?
三、佛教與雲岡石窟
四、解讀文成帝南巡碑

第五章 成為中華文化的中心──孝文帝的「漢化政策」
一、文明太后的施政
二、消滅胡俗?
三、從平城到洛陽

第六章 探索胡漢融合之路——繁榮與分裂
一、穿越時空來到洛陽
二、遙遠的六鎮
三、六鎮之亂
四、靈太后的施政與東西分裂

第七章 新中華誕生──隋唐帝國時期的拓跋部
一、垂手過膝
二、收繼婚的淵源
三、隋煬帝時代的宮廷料理
四、《唐人宮樂圖》
五、後來的拓跋部

結語──中華文明為何如此長存?
後記
參考文獻


 
 

前言

分裂與夷狄、胡族的中國史


  過去十年來,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高喊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口號,且不斷於各種媒體上宣揚。

  舉例來說,我們來回憶二〇二二年二月,在中國北京舉辦的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次的冬奧賽會上,日本代表隊的奪牌數超越了日本歷屆冬奧的紀錄,為新冠疫情下鬱悶的民眾帶來了希望。然而,這場北京繼二〇〇八年後二度舉辦的大型賽事,因為被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國家主席拿來作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手段,使奧運變成政治道具,而備受批評。

  習近平政權為何要在此時高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口號?中國的數千年歷史中,孕育出了孔子、老子等著名思想家,還有造紙術、火藥、印刷術與指南針等四大發明,又興建了萬里長城與故宮等建築,長久以來皆為亞洲的強權。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中國與英法兩國經歷兩次鴉片戰爭之後,被列強入侵,失去了中華民族過去的榮光與驕傲。二十世紀的中國,為了再次展現那份失去的榮光與驕傲而奮鬥著。此時此刻,習近平政權也正朝著復興那曾經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目標邁進。

  但話說回來,中國想要復興的「中華民族」,究竟是指什麼?所謂的「中華民族」,係指屬於「中華」、構成「中華」的人民。那麼,「中華」又所指為何?中華的「中」,係指「中央」,「華」則指「擁有文化」,也就是「位居中央、文明開化」的地區之義。與之相對即「夷狄」。至於「中國」,則是「位居世界中心」的國家,因此「中華」和「中國」基本上是同義詞。之所以說「基本上」,是因為「中華」一詞還包含一種「擁有文化」的驕傲感,且所謂「中華思想」,也正是從中發展出來的。「中華思想」認為,文化會由層級高的地方往層級低的地方流動,沒有文化的夷狄,會嚮往擁有文化的中華,並前來朝貢。在此過程中,夷狄會被中華所教化,最終全世界都會變成中華。這種中華逐步吸納周邊野蠻夷狄的過程,即所謂的「漢化」,而中國的歷史,也是以漢化為基調講述的。

  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是由「大一統王朝」(以[]標示)時代與「分裂時代」二者反覆交替所形成,大致為[夏、殷、周]→春秋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遼、金→[元、明、清]。此外,中國的歷史同時也是漢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對立與融合的歷史。在中國歷代王朝當中,有所謂的「異族王朝」(又稱「征服王朝」或「遊牧王朝」),也就是由被稱為夷狄或胡族的北方遊牧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五胡十六國、北朝、五代、遼、金、元、清,皆屬此類。且正如本書接下來將要探討的,近年來的研究,也認為隋唐同樣屬於遊牧王朝的範疇。另外,建立金與大清的女真族,正確來說並不是遊牧民族,而是狩獵民族,但他們擁有與遊牧民族同樣高超的騎馬技術,因此軍事實力強大。總而言之,中國的王朝有一半是由異族政權所統治的。因此我們可以推論,北方遊牧民族對「中華民族」與「偉大中華」的形成,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然而,過去在探討「中華」的形成過程時,卻幾乎未提及遊牧民族的影響。當談到北方遊牧民族統治中原時,普遍的論述都是「野蠻的夷狄破壞了中華」、或是「未開化的遊牧民族被中華所同化」等等。但實際上,我們應該留意的是,這些被視為夷狄的北方遊牧民族,他們在當時,如何對「中華」進行取捨,以及他們所帶來的新元素,又創造出了「中華」。

  遊牧民族其實創造出了新的中華文化。關於這點,我們不妨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唐人宮樂圖》為例,來進一步說明。這幅畫描繪的是唐代宮廷女樂師練習演奏的場景。你看見了嗎?女樂師們圍繞在桌前,坐在椅子上,演奏古箏和琵琶等樂器,桌下還有一隻小狗趴在地上。乍看之下,這就是一幅描繪著典型中國古代上流社會的風俗畫。裡頭究竟有什麼代表新的中華?其實,畫中的椅子和桌子、胡琵琶、作為寵物飼養的犬隻、女性的妝容和服飾,這些在漢代的中華文化圈都是不存在的。
  
  《唐人宮樂圖》描繪的,正是在漢代中華文化圈中不存在的一種全新的中華文化的樣貌。而帶來這嶄新中華文化的關鍵角色,正是活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遊牧民族,且其中影響力最強的,便是本書的主角──鮮卑的拓跋部。拓跋部於三世紀中葉出現在內蒙古南部,在四世紀後半建立了北魏王朝,直到北魏分裂為東、西魏,他們活躍於歷史的時間大約長達二百八十年。若從北魏稱帝開始算起,到分裂東西魏為止,也有一百三十六年的時間。此外,有一種觀點認為,從北魏開始,一直到北周、隋、唐這段期間,拓跋部仍持續發揮影響力,因此這一系列政權可統稱為「拓跋國家」。這樣的觀點在近年來也開始出現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中。

  那麼,拓跋部究竟是如何創造出新的中華文化呢?本書的目的,即是透過回溯拓跋部的歷史,同時具體探討他們創造新的中華文化圈的過程。

  本書將拓跋部的歷史大致分為以下四個部分:
  ①胡族國家時期(三世紀中葉~四世紀後半)——第一、二章
  ②胡漢雙重體制期(四世紀後半~五世紀後半)——第三、四章
  ③中華王朝轉換期(五世紀後半~六世紀前半)——第五章
  ④胡漢融合期(六世紀前半以降)——第六、七章

  在各個時期中,拓跋部是如何建立國家體制,又是如何統治遊牧民(胡族)與農耕民(漢族)的?並且,拓跋部自己獨特的制度與文化(胡俗),又何去何從?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多半認為,在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下,胡語、胡服、胡姓皆被禁止,胡俗也因此消失了。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嗎?拓跋部所創造的「中華」,究竟是什麼模樣?又是如何傳承到隋唐的?本書將透過解讀文獻史料,逐步釐清上述的問題。

  「中華」究竟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又是誰創造了「中華」?中華從來就不只專屬於漢族,由衷希望,讀者能夠透過本書理解這一點。

 
 

詳細資料

  • ISBN:9789570536751
  • 叢書系列:歷史
  • 規格:平裝 / 288頁 / 14.8 x 21 x 1.4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連載

遊牧地域的生活與軍事力量

在橫跨歐亞大陸的北緯四十五度至五十度之間,有一片向東西方綿延的草原地帶,居住在這裡的人即是遊牧民族。遊牧,指的是攜帶如牛、馬、綿羊、山羊、駱駝等牲畜移動的生活方式。不過,遊牧民並非四處漂泊、逐水草而居,他們實際上,是在夏季選擇水草豐美之地養肥牲畜,冬季則移至能遮避風雪的山谷,數戶人家聚集在一起過冬。每戶人家都有固定的夏營與冬營地點,並在這兩地之間帶領牲畜遷移。

遊牧生活的衣食住行,基本上是依賴家畜而得。但單靠遊牧並無法完全支應生活所需,他們也會與農耕民交易,取得穀物或日用品。農耕民族也能交易取得毛皮、肉品、乳製品和馬匹等。此外,遊牧民會騎馬護送綠洲都市的商隊,兩者以此方式,維持互利共生的關係。

早在西周時期(約公元前十一世紀至前八世紀),中國就已出現遊牧民的蹤跡。當時的西周人蔑稱這些遊牧民為羌、戎、胡,並稱自己所居之地為「中國」,即「中華」,這即是所謂「華夷思想」。然而,羌、戎、胡並非生活在蒙古高原的遊牧民。他們居住在當時西周人所居住的城垣都市之間。這些民族也並非所謂能夠騎乘馬匹遊牧的「騎馬遊牧民族」。要能騎馬,必須擁有可控制馬匹的銜(連接韁繩、放在馬嘴裡的裝置)與韁繩等工具。

中國約在公元前四世紀末,自附近的遊牧民族引進騎術。當時中國正值戰國時代,北方趙國的君主武靈王(前三二五年至前二九八年在位),推行了「胡服騎射」改革。「胡服」是指一種窄袖並搭配褲裝、適合騎馬的合身服飾;「騎射」則是指在騎馬的狀態下施放弓箭。這項改革催生了具高機動性的騎兵部隊。在火器於十七世紀正式運用於戰爭之前,騎兵都是最強的軍隊。

公元前四世紀末的中國,陸續出現林胡、樓煩、匈奴等騎馬遊牧民族。為了對抗這些騎馬遊牧民,戰國各國開始進行軍事改革,將原本以馬拖曳車輛的戰車作戰形式,轉變為騎兵形式。這場改革的先鋒,正是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騎射」政策。之後,秦朝也開始積極引進騎兵,且這正是秦朝能夠統一中國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說,騎馬遊牧民的出現,實際上促成了中國社會的軍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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