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類學史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人類學的定義與學科體系
一、人類學的定義
二、人類學的體系
三、中國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聯系與區別
四、中國人類學的特色
第二節 中國人類學史的分期
一、分期問題
二、對於分期問題的商討
第三節 人類學重建以來學科史研究若干問題
第二章 中國人類學發展的背景
第一節 近代以前中國的人類學知識
一、西方人文傳統里的民族志與人類學
二、中國古代人類學知識的積累
三、反觀古代中國的人類學研究
第二節 早期人類學譯著與介紹
一、中國近代化的時代背景
二、早期人類學著作的翻譯與解說
第三節 相關教學機構的建立與早期學術活動
一、人類學相關教學機構和課程設置初現端倪
二、歸國留學生對人類學的推動
三、早期的實地調查
第三章 中國人類學的創立和初步開展
第一節 中國人類學學科的創立
一、民族國家建構的現實需要
二、蔡元培與《說民族學》
三、獨立學術研究機構的成立
四、中國人類學田野調查的啟動
第二節 田野工作與學科理論研究
一、田野工作的廣泛開展
二、學科規范建設
三、人類學家的博物館
四、中國民族學會的建立
第三節 學科格局與理論流派的初步形成
一、華東、華南和華東的三足鼎立
二、學科理論流派的初步形成
第四章 抗戰時期及戰後的中國人類學
第一節 人類學研究重心向西部的轉移
一、集結地之一——雲南
二、集結地之二——四川
三、西部其他地區
四、淪陷區的人類學研究機構
第二節 田野工作在西部的大規模展開
一、邊疆族群研究
二、語言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研究
三、魁閣——祚 區研究的延續
四、延安的民族問題研究
五、淪陷區的人類學研究
第三節 戰時及戰後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調查成果的整理
二、人類學研究的重振和發展
三、早期中國人類學的蕭條結局
第四章 學科應用與人類學中國化的討論
一、人類學知識的應用
二、人類學中國化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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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內外的經驗來看，在大學人類學及相關學科課程中，學術史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無論課程的名稱叫做人類學史或者人類學思想史，甚至那些理論性更強的人類學理論課程，如果按照規范的教學路數，在某種程度上都應該是學術史，或者是以學術史為基礎的課程。人類學專業的學位論文通常也必須要有人類學相關理論的追溯，要求學生說出在要討論的那個問題上，前人已經做了什麼，哪些做得比較成功，哪些還有不足或缺陷。在這樣的回溯性討論中，對所在研究區域或族群文化既往研究的回顧是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如何把握理論線索，如何了解學術發展的基本情形，對學院派模式訓練的人類學家的養成來說至關重要。中國人類學史就是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希望對學習者有所幫助的一門課程。

這本《中國人類學史》是在綜合以往研究所得的基礎上，針對教學需要刪繁就簡而成的入門教材，可供社會學、民族學等專業本科學生了解、學習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史時參考。由本科學生教材本身的特點所決定，這本書在寫作時就考慮到了觀點鮮明、重點突出、敘述扼要、線條清楚等因素，因此，我們往往在選擇上更多地采用了「求簡」的策略。由於求簡，對於諸多材料必然有個篩選取舍，「成一家之言」可能會使本來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讓行家覺得結論下得武斷或者有失偏頗。好在我們為了啟發讀者思考，列舉了一些可資參考的文獻。需要做進一步研究和探討者完全可以不拘我們的框架和思路，不妨「博采眾長」，再多找相關研究專著閱讀。

人類學學科在中國的發展本身是錯綜復雜的，歷史必須與特定的場景相聯系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釋和更清晰的理解。以我的理解，學科史不是用一兩句話或者什麼「規律」可以說明的。人類學在中國這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又曾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度中發展起來，后來又經歷了種種政治洗禮和經濟浪潮沖擊，學術發展更有曲折蜿蜓、跌宕起伏之感。也因為這本教材本身的限制，問題的挑明只好隱於盡量簡潔的文字中，對部分讀者來講，也許就會覺得某些問題不夠清晰、材料不夠翔實。

在這樣兩種矛盾的語境中閱讀本書，結合本人多年治中國人類學史的體會，我建議讀者首先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必須意識到研究與寫作主體本身的限定性。這種限定性有時可能就是一種局限性。中國編修史書的老傳統基本上是后期修前朝的歷史，撰寫當代史乃是少數。同時，從事本學科研究的人來寫學科史也具有更大的挑戰。盡管我和鴻保兄都有歷史學訓練的出身，當下卻也「身在此山中」。作為當前人類學學科的實踐者，我們盡管在材料收集方面有一定的便利，可是在價值取向和人物臧否方面則難免受到包括政治傾向、學科認同、流派歸屬、學術政治、人際關系德行錯綜復雜的因素的干擾。與此同時，也許我們身在其中的體驗對理解某些學術問題提供了幫助，然而，恰恰就是這種處境又成為一種焦慮，可能從主觀方面影響了我們認識問題的角度和最后的結論。所謂「時過境未遷」的問題始終會困擾研究者的科學探索，以我們目前的身份來研究中國人類學史之時更是如此。

與此同時，人類學家及其活動一旦被當作人類學史研究的對象，他們與學科史研究者彼此之間無疑具有「互為主體」的特性。在傳統的人類學研究中，作為研究對象並出現在民族志中的當地人往往被剝奪了表述能力，然而，作為人類學史研究對象的人類學家卻不可能匿名和沉默。在素有「青史留名」慣習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甚或難免有些人會把學科史中對他們或者對與他們有學術親緣關系的其他學者的表述與其自我評估的學術貢獻聯系起來，來評價你的研究是否「公允」，你對學術機構及其活動的評價也難辭其咎。一方面，我們認為，人類學認識論和方法論所提倡的主位—客位互動在人類學史的研究中更加值得關注。在學科史研究中，應當更深入、更翔實地把握材料，傾聽更廣泛的研究對象的表述，反思學科史研究者的一孔之見，以求形成更立體的、更多面化的影像。另一方面，將學科史作為一門學問或一種學術問題加以探討，應當重點思考的也就不再是具體的個人或單位的評價尺度，而是學科發展中的延續、斷裂、重構，以及學術范式的繼承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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