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中國各地區

序一
序二
偽滿洲國的政權體制和基層社會組織
日本對“滿洲國”社會的統治及滲透
日本推行“滿蒙政策”與統治“蒙古聯合自治政府”
興亞院及其中國調查
變調的“雨夜花”
——戰時台灣幾個面向的觀察
抗日戰爭的地域性影響︰廣西
河南的糧食短缺和日本的糧食掠奪活動
抗戰時期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商業貿易
戰時江西省國民黨統治下的後方區
日本奴役強制中國勞工研究
——以中國青島地區為例
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強擄虐待華北勞工述論
華北地區八路軍的俘虜政策和日本人的反戰活動
上海淪陷區的中國醫生

全球化並不是新生事物，但全球化的發展異常迅猛，很快便形成了國際市場的通用標準。我們還組織了像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國際組織，制定了一套適用于所有國家的統一規則。來自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們也逐漸形成了共同的研究標準。

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雖然日益密切，但文化不像經濟和科學事物那樣具有均質性。文化處于不斷流變之中，但是人們的思維方式、與他人聯合、同外界打交道的方式等，均具有相當的延續性。文化的差異，不同種族、民族的認同依然擁有強大的生命力。

危險在于，隨著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不同的文化與文明將會相互踫撞，導致文明之間的沖突。文明之間本不必沖突，但要消弭這些沖突，需要我們付出相當多的努力去尋求相互理解。我們必須加快這種理解，使之跟上世界市場全球化的步伐，使之像環境與資源利用問題那樣滿足越來越強烈的相互依賴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德國與其鄰國波蘭、法國等之間的商貿往來發展得很快。隨著歐洲共同市場的形成，來自各國的政治家們開始相互協商，相互理解，克服數個世紀的戰爭陰影，開始了漫長的和解過程。盡管文化之間的差異和歷史問題依然存在，但歐洲已在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一體化進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幸的是，在亞洲，由于中國的內戰與世界範圍內的冷戰，使得二戰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與日本領導人不可能一起共同討論歷史問題，通過共同努力來達成共識。1945~1952年，日本被盟軍佔領，承認蔣介石是中國的合法代表。因此在佔領期問，日本領導人不可能與中共領導人有密切接觸。1952年，日本結束被佔領後，冷戰又阻止了中日之間進一步接觸。有相當一段時期中日領導人之間沒有機會增進相互理解、開始和解，這是非常不幸的。

中日之間和解開始于1972年兩國正式建交後。但是由于在1972年兩國迅速建交，兩個民族沒有機會在邦交正常化之前來解決歷史問題。當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的時候，他努力想實現兩個民族間的和解。但不幸的是，隨著80年代末和90年代中日間新問題的出現，和解的希望再次變得渺茫。

美國、日本和中國是當今世界三個最大的經濟實體。但是中日之間的隔膜已成為影響亞洲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最大的、最長期的障礙。中日兩國在和平與穩定方面擁有許多共同的利益。兩國需要共同協作，不僅是消極地避免沖突，而且要積極地解決環境、能源短缺問題和防治傳染病等。要實現上述目標，至關重要的是要解決兩國文化間的深層差異，特別是歷史記憶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已成為理性尋求兩國問共同利益的最根本的障礙。中日間問題的解決不僅符合兩國的利益，也有利于美國。因為中日間的文化差異、歷史記憶問題若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亞洲地區將不會有真正長久的和平與穩定。

作為二戰前出生的一代學人，我是西方學者中為數不多的、既對中國又對日本感興趣的學者之一。我所學的專業是社會學，因此我嘗試去理解中國與日本的社會。我是研究當代社會的，自1958年首次在日本開展田野調查以來，我便開始頻繁地接觸日本人。1961年，我開始研究中國的社會，當時中美關系不是很密切，我沒有機會前往中國開展調查。因此我不得不從外部開展研究工作。但是自1973年參加美國訪華代表團和1980年在中山大學訪學兩個月後，我開始同中國人建立起個人間的友好往來。我對中、日兩國人民和文化深懷敬意，在這兩個國家有很多友人。自1958年以來，我至少每年訪問一次日本；自1980年以來，我開始至少每年訪問一次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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