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旁騖︰歷史人類學五論

自序
1．衛城門外的船隊︰14世紀以來的地方史進程與殖民遭遇
2．門里門外︰地域政治中的“五服”與“宗族”
3．文質之辯︰兩個村莊間的歷史與道德
4．禮物之靈的歸來︰中國古代的等級交換模式初探
5．“輿圖雖盡天猶廣”︰麗江雪山與木氏土司之盛衰史
參考文獻

銘師命我從過去幾年的研究中編出一個集子，我硬著頭皮應承下來。這樣也好，做好做歹，對過去的幾年算是一個交代。從 2000年走出學校的大門，近八年以來，便陷在一種難產狀態當中。有時，承蒙一些師輩和朋友的錯愛，我也會弄幾篇急就章．前去捧場。我這樣說，沒有對師輩和朋友們不敬的意思，也不敢起這樣的念頭，實因才力所限，有愧于心。銘師很少直接批評我，但總見我心不在焉的樣子，有時會旁敲幾句，大意是說我不該對自己那麼苛求。

我很明白銘師的心思，我確實有一點完美主義者的味道。不過，我自己知道，問題可能不在這里，實則是先天原本不足，後天又不努力，完全是咎由自取。我並非在意自己的那點文字有多麼了不起的價值。古人常“悔其少作”。這種心態在我是不敢有的，這是有成就的人才有資格說的話，我既無前賢之業績，也沒到“燦爛之極，歸于平淡”的年紀，又何來的膽子，敢說那時“少年輕狂”？

我的專業原本是文學和民俗學，後來到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隨周星教授和王銘銘教授學習人類學。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已經遭遇到了敘事上的困境。我的題目是關于膠東半島的。我的老家日照在沿海，跟膠東半島在歷史和文化上都有千絲成縷的聯系，可能是一種懷舊情感在作怪，我原來就喜歡翻閱一些鄉邦文獻，對這個地區有一個大概的了解。選擇在一個“準家鄉”的地方做人類學研究，這與人類學家的精神頗有些不容。民俗學家往往喜歡宣稱他們在做“家鄉民俗學”，人類學家主要對這種鄉土熟悉感懷有一定的警覺。不過，我的困惑還不在于此，而在于田野作業和寫作。一個人類學專業的學生，通常都被要求去某個地方，找一個村莊，扎下去，據此寫成學位論文。在一開始，我也是這樣被要求的，而且我自己也是這樣打算的。于是，我背著行包來到了榮成海邊的一個漁村中。我在這個村莊的檔案室中翻閱了所有的卷宗，也訪問了一些該訪談的人。但從這個村莊出來後，隨後的經歷卻讓我有些無所適從。我在榮成、煙台、威海、青島，一直到日照，都看到了不少“天後宮”，在幾個村莊中進行試調查時，也遇到不少人，他們並不是“本地人”，而是在幾百年前從福建、江蘇等地遷來的，至于山東內部的遷移，以及向外（如關東、朝鮮半島、海參崴等）的遷移，就更多了。算下來，竟然沒有多少人是真正的“土著”。

回來後，銘師將《逝去的繁榮》那本書的稿子送給了我——他最初曾給那本書起了另外一個名字，叫做《老城》，我很喜歡，但後來不知怎麼回事，竟被換到副標題里面了，實在可惜。讀了這本稿子之後，我決定不再做一個村莊的研究，我讀到的那些關于南北沿海地帶的文獻，從《蘇東坡全集》中的記載，一直到在田野中的所見所聞，都讓我相信，這個半島的歷史和文化，不是單做村莊研究，就可以解決的。我那時正醉心于馬歇爾‧薩林斯的歷史人類學理論，又由于銘師也正在國內倡導這種學術取向，于是，我那本博士論文就成了一個東施效顰之作。本集中的第一篇文章《衛城門外的船隊》就是博士論文一部分內容的縮寫版，承李猛的好意，發表在《思想與社會》上面（2002年第2卷），在收入本集時，除對注釋及個別文字加以調整之外，未做任何改動。

我之所以說它是一個東施效顰之作，不是要借自貶來抬高身價。將這樣一個無論在哪方面都不成熟的作品收入集子，也是一種自勉，希望自己因此能夠保持一種警醒的心態。那時我還不明白，像列維一斯特勞斯、薩林斯等人的思想，其實更應該作為一種學術上的修養來接受，而不該直接套用。我記得．大約是在我畢業後的第三年，銘師對我說了這個看法。回想起來，我在本科和碩士期間接受的那種“民粹”思想極大地制約了博士論文的寫作，銘師，還有李猛等朋友，都問過一個問題︰薩林斯是一個“英雄史觀”的人類學家，你怎樣處理呢？我當然也意識到了這個難題，但那時仍堅持認為，一種“民間”的眼光是可以與之調和的。另外，我在區域歷史方面的素養也是遠遠不夠的，只顧著像“五四”先賢說的那樣，“勇猛地做去”，其結果可想而知，自然是不倫不類，這也是至今沒有考慮出版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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