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結拜與秘密會黨︰一種傳統的形成

中國秘密社會是史學研究中的一個深奧領域，作為一個外國學者，王大為做得非常不錯，把相關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當然，毋庸諱言，該書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

第一，主題的模糊性。作者全書論述的主線是“簡單的結拜——立有名目的結拜（“兄弟結拜”或“異性結拜”）——秘密會黨——叛亂（林爽文起義與朱一貴起義）。嚴格說來，“立有名目的結拜”就是清朝政府所關注的民間的“結會樹黨”，即“會黨”。如此，書名中的副標題“一種傳統的形成”指的是什麼意思就令人費解了——是“兄弟結拜與秘密會黨”的關系形成了一種傳統，還是“秘密會黨與農民起義”的關系形成了一種傳統呢？

而且，作者談到，天地會從東南地區南方各省蔓延、“轉變成為一種組織——它構成了19和20世紀許多中國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106頁）。那麼，天地會是作為一個組織還是一種傳統急劇蔓延的呢？作為一個組織，人們看到的天地會是一種結構、決策程序和機械裝置，各“房”之間得以從中獲得信息。作為一種傳統，人們會想到儀式與信條的傳播，包括相信無所不在的天地會的存在——無論天地會作為一個組織是否真實，“作者想，王大為寫的是‘組織’，但他經常指的是‘傳統’”。

第二，論述的模糊性。受上述情況影響，作者在論述中多有模糊之處，例如，他說︰“林爽文天地會與立有會名的兄弟結拜之間的這種聯系非常重要，……有關林爽文天地會的其他內容表明，與其說它是會黨，還不如說它更像一種立有名目的兄弟結拜”（第64頁）。把會黨與立有名目的兄弟結拜混同的敘述在書中多有出現，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又如︰“本書關注的重點是結拜組織，而非叛亂，盡管為了了解這些組織必須對叛亂加以研究。……我們得知，結拜組織不是一個很有說服力、可以隨意解釋的東西，這兩次叛亂更應歸功于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的農民起義，而非兄弟結拜或是秘密會黨的組織能力或是信仰力量”（第103-104頁）。從全書的情況來看，作者把這兩次叛亂“歸功于中國歷史上多次發生的農民起義”的原因（傳統？）基本沒有展開論證，人們看到的是兄弟結拜與兩次起義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朱一貴依靠的是一般的兄弟結拜，而林爽文依靠的立有名目的兄弟結拜）。

王大為一方面認為加入天地會者都是生存于社會邊緣的年輕人，但另一方面又用統計方法對會黨成員的供詞開展研究，說明這些人“有家口，有宗族，有賴以生活的村社”，而且，林爽文本人就不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無賴”（第70頁）。其說自相矛盾。王大為認為，清政府對天地會的鎮壓，有助于後者向整個華南、華中地區的傳播。那些逃離閩台的會黨分子在所到之處，又重立新會。原書第129頁的附圖顯示了這一地理流傳方式，頗有說服力，但原書第130頁的統計數字又說，閩粵地區60％的天地會組織是本地人創立的。這是作者必須加以解釋的。

第三，王著在結構上還有值得商榷之處。第六章“中國結拜組織與晚期中華帝國”僅用了區區5頁。作者的原意是，在這一章里，“將前面各章所述材料和觀點放入一個更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實際上，由于篇幅所限，作者的目的並未達到——至少有三點，一是缺乏對結拜組織或會黨在中華帝國晚期社會的活動特征的宏觀性總結，即它們對內互助、對外犯罪與反清斗爭的關系；二是會黨的政治性、破壞性是如何被後來的政治團體所利用的（包括會黨是如何淪為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三是作者在本章用了一半的篇幅描述東南亞華人會黨的情況，也許超越了本章主題。或許，把本章作為“結語”更為合理一些。

第四，王著在行文中還存在一些史料與術語方面的錯誤；在書後的“注釋”（原為統一尾注，現一並改為腳注）與“征引資料篇目簡介”中，或許由于校對的原因，存在較多的人名、地名、文獻名稱等方面的翻譯錯誤，作者在翻譯中已經一一更正，或是以“譯者按”的方式加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