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翅鏢·青萍劍

我的生平
雁翅鏢
第一章柳林七賢
第二章莽漢弄詭七雄赴難
第三章醉毆惡少
第四章英雄兒女情
第五章狹路逢仇
第六章李代桃僵少年落獄
青萍劍
第一章安樂窩劫牢囚縱
第二章七雄覆巢
第三章林邊驚豔
第四章萍水留情
第五章新歡舊好兩難忘
附錄：末路英雄詠歎調
整理後記

我的生平
生而為紈絝子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九月九日，即己亥年八月初五日，我生於“馬廠誓師”的馬廠。
祖父諱得平，大約是老秀才，在故鄉東阿做縣吏。祖母周氏，系出名門。祖母生前常誇說：她的祖先曾在朝中做過大官，不信，“俺墳上還有石人石馬哩！”這是真的。什麼大官呢？據說“不是吏部天官，就是當朝首相”，在什麼時候呢？說是“明朝”！

大概我家是中落過的了，我的祖父好像只有不多的幾十畝地。而祖母的娘家卻很闊，據說嫁過來時，有一頃啊也不是五十畝的奩田。為什麼嫁祖父呢？好像祖母是個獨生女，很嬌生，已逾及笄，擇婿過苛，怕的是公公婆婆、大姑小姑、妯妯娌娌……人多受氣，吃苦。後來東床選婿，相中了我的祖父，家雖中資，但是光棍兒，無公無婆，無兄無弟，進門就當家。而且還有一樣好處。俗諺說：“大女婿吃饅頭，小女婿吃拳頭。”我的祖父確大過她幾歲。於是這“明朝的大官”家的姑娘，就成為我的祖母了。

然而不然，我的祖父脾氣很大，比有婆婆還難伺候。聽二伯父說，祖父患背疽時，曾經撾打祖母，又不許動，把夏布衫都打得滲血了。

我們也算是“先前闊”的，不幸，先祖父遺失了庫銀，又遇上黃災。老祖母與久在病中的祖父，拖著三個小孩(我的兩位伯父與我的父親，彼時父親年只三歲)，為了不願看親族們的炎涼之眼，賠償庫銀後，逃難到了濟寧或者是德州，受盡了人世間的艱辛。不久老祖父窮愁而死-了。我的祖母以三十九歲的孀婦，苦頭，掙扎，把三子撫養成人。——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我七歲時，祖母還健在：腰板挺得直直的，面上表情很嚴肅，但很愛孫兒，——我就跟著祖母睡，曾經一泡尿，把祖母澆了起來——卻有點偏心眼，愛兒子不疼媳婦，愛孫兒不疼孫女。當我大妹誕生時，祖母曾經咳了一聲說：“又添了一個丫頭子！”這“又”字只是表示不滿，那時候大妹還是唯一的女孩哩！

我的父親諱文彩，字協臣，是陸軍中校袁項城的衛隊。母親李氏，比父親小著十六歲。父親行三，生平志望，在前清時希望戴紅頂子，人民國後希望當團長，而結果都沒有如願；只做了二十年的營官，便歿於復辟之役的轉年，地在北京西安門達子營。

大伯父諱文修，二伯父諱文興。大伯父管我最嚴，常常罰我跪，可是他自己的兒子和孫子都管不了。二伯父又過於溺愛我。有一次，我拿斧頭砍那掉下來的春聯，被大伯父看見，先用撣子敲我的頭一下，然後畫一個圈，教我跪著。母親很心疼地在內院叫，我哭聲答應，不敢起來。大伯父大聲說：“斧子劈福字，你這罪孽！”忽然絕處逢生了，二伯父施施然自外來，一把先將我抱起，我哇的大哭了，然後二伯父把大伯父“卷”了一頓。大伯父乾瞪眼，惹不起我的“二大爺”！

大伯父故事太多，好苛禮，好咬文，有一種嗜好：喜歡磕頭、頂香、給人畫符。
二伯父不同，好玩鳥，好養馬，好購買成藥，收集“偏方”；“偏方治大病！”我確切記得：有兩回很出了笑話！人家找他要痢疾藥，他把十幾副都給了人家；人問他：“做幾次服？”二伯父掂了掂輕重，說：“分三回。”幸而大伯父趕來，看了看方單，才阻住了。不特此也，人家還拿吃不得的東西冤他，說主治某症，他真個就信。我父親犯痔瘡了，二伯父淘換一個妙方來，是“車轍土，加生石灰，澆高米醋，熏患處立愈”。我父親皺眉說：“我明天試吧！”對眾人說：“二爺不知又上誰的當了，怎麼好！”又有一次，他買來一種紅色藥粉，給他的吃乳的侄兒，治好了某病。後來他自己新生的頭一個小男孩病了，把這藥吃下去了，死了！過了些日子，我母親生了一個小弟弟，病了，他又逼著吃，又死了。最後大嫂嫂另一個孩子病了，他又催吃這個藥。結果沒吃，氣得二伯父罵了好幾次閒話。

母親告訴我：父親做了二十年營長，前十年沒剩下錢，就是這老哥倆大伯和二伯和我的那位海軒大哥(大伯父之子)給消耗淨了的；我們是始終同居，直到我父之死。

踏上窮途
父親一死，全家走人否運。父親當營長時，月入六百八十元，親族戚故寄居者，共三十七口。父親以腦溢血逝世，樹倒猢猻散，終於只剩了七口人：我母、我夫妻、我弟、我妹和我的長女。直到現在，長女大折，妹妹出嫁，弟婦來歸，先母棄養，我已有了兩兒一女，還是七口人；另外一隻小貓、一個女用人。

父親是有名的忠厚人，能忍辱負重。這許多人靠他一手支持二三十年。父親也有嗜好，喜歡買彩票，喜歡相面。曾記得在北京時有一位名相士，相我父親就該分發掛牌了。他老人家本來不帶武人氣，赤紅臉，微須，矮胖，像一個縣官。但也有一位相士，算我父親該有二妻三子、兩萬金的家私。倒被他料著了。只是只有二子二女，人說女婿有半子之份，也就很說得過去。至於兩萬金的家財，便是我和我弟的學名排行都有一個“萬”字。

然而雖未必有兩萬金，父親歿後，也還說得上遺產萬貫。——後來曾經劫難，只我個人的藏書，便賣了五六百元。不幸我那時正是一個書癡，一點世故不通，總覺金山已倒，來Et可怕，胡亂想出路，要再找回這每月數百元來。結果是認清了社會的詐欺！親故不必提了，甚至於三河縣的老媽郭媽——居然慫恿太太到她家購田務農，家裡的裁縫老陳便給她破壞：“不是莊稼人，千萬別種地！可以做小買賣，譬如開成衣鋪。”

我到底到三河縣去了一趟，在路上騎驢，八十裡路連摔了四次滾，然後回來。那個拉包車的老劉，便勸我們開洋車廠，打造洋車出賃，每輛每月七塊錢；二十輛呢，豈不是月入一百多塊？
種種的當全上了，萬金家私，不過年餘，倏然地耗費去一多半。
“太太，坐吃山空不是事呀！”
“少爺，這死錢一花就完！”
我也曾買房，也曾經商。我是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

這其間，還有我父親的上司，某統領，據聞曾幹沒了先父的恤金，諸如段芝貴、倪嗣沖、張作霖……的賻贈，全被統領“人家說了沒給，我還給你當賬討去麼？”一句話了賬。尤其是張作霖，這位統領曾命我隨著他的馬弁，親到順城街去謝過，看過了張氏那個清秀的面孔，而結果一文也沒見。據說是一共四千多元。

我覺得情形不對，我們孤兒寡母商量，決計南遷。安徽有我的海軒大哥當督練官，可將餘資交他，代買田產房舍。這一次離別，我母率我妻及弟妹南下，我與大妹獨留北方；我們無依無靠，母子姑嫂抱頭痛哭！於是我從郵局退職，投考師大，我妹由女中轉學津女師，我們算計著：“五年之後，再圖完聚！”

否運是一齊來！甫到安徽十幾天，而××的變兵由豫境竄到皖省，揚言要找倪家尋隙。整整一旅，槍火很足，加上脅從與當地土匪，足夠兩三萬；阜陽彈丸小城一攻而入，連裝都裝不開了！大搶大掠，前後四五天，於是我們傾家蕩產，又逃回北方來。在濟南斷了路費，賣了些東西，才轉到天津，由我妹賣了金戒指，把她們送到北京。我的唯一的弟弟，還被變兵架去了七天；後來虧了別人說了好話：“這是街上賣進豆的窮孩子。”才得放寬一步，逃脫回來。當匪人綁架我弟時，我母拼命來奪，被土匪打了一槍，幸而是空彈，我母親被蹴到溝裡去了。我弟弟說：“你們別打她，我跟你們走。”那時他是十一二歲的小孩。
於是窮途開始，我再不能人大學了！
我已沒有親戚，我已沒有朋友！我已沒有資財，我已沒有了一切憑藉，我只有一支筆！我要借這支筆，來養活我的家和我自己。

筆尖下討生活
在北京十年苦掙，我遇見了冷笑、白眼，我也遇見熱情的援手。而熱情的援手，卒無救於我的窮途之擺脫。民十七以前，我歷次地當過了團部司書、家庭教師、小學教員、稅吏，並曾再度從軍作幕，當了旅書記官，仍不能解決人生的第一難題。軍隊裡欠薪，我於是“謀事無成，成亦不久”；在很短的時期，自薦信稿訂成了五本。

輾轉流離，終於投入了報界；賣文，做校對，寫鋼板，當編輯，編文藝，發新聞。我的環境越來越困頓，人也越加糊塗了；多疑善忌，動輒得咎，對人抱著敵意，我頹唐，我憤激，我還得掙扎著混……我太不通世故了，而窮途的刺激，格外增加了我的乖僻。終於，在民十七的初夏，再耐不住火坑裡的冷酷了，我甘心拋棄了稅局文書幫辦的職位。因為在十一天中，喧傳了八回換局長，受不了乍得乍失的恐懼頻頻襲擊，我就不顧一切，支了六塊大洋，辭別了寄寓十六年的燕市，隻身來到天津，要想另打開一道生活之門。

我在天津。
我用自薦的方法，考入了一家大報。十五元的校對，半月後加了八元，一個月後，兼文藝版，兼市聞版，兼小報要聞主任，兼總校閱；未及兩個月，月入增到七十三元——而意外地由此招來了妒忌！

兩個月以後，為陰謀所中，被擠出來，我又唱起來“失業的悲哀”來了！但，我很快地得著職業，給另一大報編瑣聞。

大約敷衍了半年吧，又得罪了“表弟”。當我既隸屬於編輯部，又兼屬於事務部做所謂文書主任時，十幾小時的工作，我只拿到一份月薪，而比其他人的標準薪額還少十元。當我要求准許我兩小時的自由，出社兼一個月惰二十元的私館時，而事務部長所謂表弟者，突然給我延長了四小時的到班鐘點。於是我除了七八小時的睡眠外，都在上班。“一番抗議”，身被停職，而“再度失業”。

我開始恐怖了！在北平時屢聽見人的譏評：“一個人總得有人緣！”而現在，這個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響了！我沒有“人緣”！沒有人緣，豈不就是沒有“飯緣”！
我自己宣佈了自己的死刑：“糟了！沒有人緣！”

我怎麼會沒有人緣呢？原因複雜，憤激、乖僻、筆尖酸刻、世故粗疏，這還不是致命傷；致命傷是“窮書癡”，而從前是闊少爺！
環境變幻真出人意外！我居然賣了一個半月的文，忽然做起外勤記者了。
我，沒口才，沒眼色，沒有交際手腕，朋友們曉得我，我也曉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八個字的意味，我僅僅能夠伏案握管。
“他怎麼幹起外勤來了？”
“我怎麼幹起外勤來了！”

轉變人生
然而環境迫著你幹，不幹，吃什麼？我就幹起來。豁出討人嫌，惹人厭，要小錢似的，哭喪著臉，訪新聞。遇見機關上的人員，擺著焦灼的神氣，劈頭一句就問：“有沒有消息？”人家很詫異地看著我，只回答兩個字：“沒有。”
那是當然！

我只好抄“公佈消息”了。抄來，編好，發出去，沒人用，那也是當然。幾十天的碰釘，漸漸碰出一點技巧來了；也慢慢地會用勾拒之法、誘發之法，而探索出一點點的“特訊”來了。

漸漸地，學會了“對話”，學會了“對人”，漸漸地由乖僻孤介，而圓滑，而狡獪，而陰沉，而喜怒不形於色，而老練，……而“今日之我”轉變成另一個人。
我於是乎非複昔日之熱情少年，而想到“世故老人”這四個字。
由於當外勤，結識了不少朋友，我跳人政界。
由政界轉回了報界。
在報界也要兼著機關的差。
當官吏也還寫一些稿。
當我在北京時，雖然不乏熱情的援手，而我依然處處失腳。自從到津，當了外勤記者以後，雖然也有應付失當之時，而步步多踏穩——這是什麼緣故呢？噫！青年未改造社會，社會改造了青年。

我再說一說我的最近的過去。

我在北京，如果說是“窮愁”，那麼我自從到津，我就算“窮”之外，又加上了“忙”；大多時候，至少有兩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個時期，我給一家大報當編輯，同時兼著兩個通訊社的採訪工作。又一個時期，白天做官，晚上寫小說，一個人幹三個人的活，賣命而已。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我曾經一睜開眼，就起來寫小說，給某晚報；午後到某機關(注：天津市社會局)辦稿，編刊物，做宣傳；(注：晚上)七點以後，到畫報社，開始剪刀漿糊工作；擠出一點空來，用十分鐘再寫一篇小說，再寫兩篇或一篇短評！假如需要，再擠出一段小品文；畫報工作未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誤時了。於是十點半匆匆地趕到一家新創辦的小報，給他發要聞；偶而還要作社論。像這麼幹，足有兩三年。當外勤時，又是一種忙法。天天早十一點吃午餐，晚十一點吃晚餐，對頭餓十二小時，而實在是跑得不餓了。揮汗寫稿，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恍然大悟地說：“哦！我還短一頓飯哩！”
這樣七八年，我得了怔忡盜汗的病。

二十四年冬，先母以肺炎棄養；喘哮不堪，夜不成眠。我弟兄夫妻四人接連七八日地晝夜扶侍。先母死了，個個人都失了形，我可就喪事未了，便病倒了；九個多月，心跳、肋痛，極度的神經衰弱。又以某種刺激，二十五年冬，我突然咯了一口血，健康從此沒有了！

易地療養，非錢不辦；恰有一個老朋友接辦鄉村師範，二十六年春，我遂移居鄉下，教中學國文——決計改變生活方式。我友勸告我：“你得要命啊！”
事變起了，這養病的人拖著妻子，鑽防空洞，跳牆，避難。二十六年十一月，于酷寒大水中，坐小火輪，闖過綁匪出沒的猴兒山，逃回天津；手頭還剩大洋七元。
我不得已，重整筆墨，再為馮婦，於是乎賣文。

對於筆墨生活，我從小就愛。十五六歲時，定報，買稿紙，賠郵票，投稿起來。不懂戲而要作戲評，登出來，雖是白登無酬，然而高興。這高興一直維持到經魯迅先生的介紹，在北京晨報譯著短篇小說時為止；一得稿費，漸漸地也就開始了厭倦。

我半生的生活經驗，大致如此，句句都是真的麼？也未必。你問我的生活態度麼？創作態度麼？
我對人生的態度是“厭惡”。
我對創作的態度是“厭倦”。
“四十而無聞焉，‘死’亦不足畏也已！”我靜等著我的最後的到來。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