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聲：蘭登書屋羅伯特．伯恩斯坦為出版與人權奮鬥的一生 (電子書)

推薦序：從禁聲到發聲—蘇正隆
序—托妮．莫里森
前言
1.    青少年
2.    等待機會的打雜少年
3.    蘭登書屋的日子
4.    忽然身居高位
5.    政治與出版
6.    蘇聯人
7.    赫爾辛基觀察組織的誕生
8.    從蘭登書屋到紐豪斯
9.    尋找立足點：人權1980-85
10.    蘇聯內部瓦解：人權1985-90
11.    80年代的蘭登書屋：紐豪斯年代
12.    中國
13.    新組織，新策略
14.    關於中東人權未來的想法
後記
感謝

 

推薦序

從禁聲到發聲    

蘇正隆（台灣翻譯學會前理事長，書林出版公司董事長，師大翻譯研究所副教授）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享有言論自由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然而就在30多年前，1987年解除戒嚴前的台灣，我們不能自由發聲，自由歌唱，自由閱讀，自由集會。在台灣許許多多的流行歌曲是禁歌，許許多多的小說、學術著作，許許多多西洋文學中譯，許許多多的雜誌都是禁書，那是沒有言論、出版自由的禁聲、禁書的年代。

　　當時沒有隨著國民政府到臺灣的中國作家，稱為附匪文人，作品一律禁止。即使已過世的中國作家，如魯迅，如果受到中共吹捧，他們的作品也列爲禁書。

　　基於對近代中國文學的興趣，我在大學期間常託香港僑生寒暑假回香港時幫我搜購30年代中國文學作品，因此重要作家的作品，如魯迅的《阿Q正傳》、《彷徨》、《呐喊》 ，錢鍾書的《圍城》、《人、獸、鬼》、《寫在人生邊上》，老舍的《駱駝祥子》、《貓城記》，曹禺的《日出》、《雷雨》，巴金的《家》、 《春》、《秋》等我都有，也常熱心將這些珍藏圖書借給朋友，但總覺得流傳的範圍有限。

　　1977年，我和台大外文系同學在學校對面成立書林書店／出版公司，但翻印30年代中國文學作品在當時算是「為匪宣傳」是要坐牢的。不久我發現書店附近有人擺地攤販賣翻印書籍，為了讓30年代的經典文學作品能夠流傳，我決定將藏書公諸同好，冒著風險，我分批將藏書借給一位姓賴的地攤攤販去翻印。很快地這些書籍在全台大學校園廣為流傳，也因此，我遭受一場小小的牢獄之災。1978年元月的某一天，我的大喜之日，警總一大早就將我帶走，經過十多個小時的偵訊才釋放，讓我趕赴喜宴。

　　也因為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有這樣的經歷，因此閱讀羅伯特．伯恩斯坦的《發聲》這本書時我特別有感觸。《發聲》這本書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事業與志業。許多人「事業」成功，卻不一定有值得我們敬佩的「志業」。曾任蘭登書屋董事長及總經理的伯恩斯坦，他的可貴之處在於兩者兼顧。身為出版家，他領導蘭登書屋24年間，出版許許多多極有意義、影響深遠的書，營收從4,000萬元成長至將近9億美元，在事業上有出色成就。但他更以關注人權為志業，從1970年代初期致力營救遭受迫害的蘇聯作家，讓沙卡洛夫等異議分子受到全球關注。1970年代關注中南美洲人權，1980年代後期開始注意到中國的人權問題，全力協助中國流亡海外異議分子，傾注時間、心力與財力而無怨無悔。

　　羅伯特．伯恩斯坦的心路歷程會讓對文字、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對出版有更深的理解；而他以人權為志業的精神也值得效法，可以帶給我們心智上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