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文化的廣義是指一個社群的歷史記憶、文藝思潮、宗教信仰、教育理念和建築環境的總體。它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靈魂。文化既是如此重要，所以古往今來的統治者，幾乎無一不想駕馭它，或據為己用，以鞏固自身的權力。另一方面，專制政權則慣用高壓的手段去箝制文化，消除異見，定於一尊。在政治上，誰控制文化，誰就控制人民的思想。
《染紅中國：中共建國初期的控制政治》（Politics of Control: Creating Red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是一本有關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國後，創造出來的一種新文化。這種新文化，是受到政府全面監控的，我稱之為「紅色文化」。「紅色文化」涵蓋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書刊、傳媒、宗教、教育、建築等範疇。這種控制是周密而有力的，透過中共中央及地方各政府機關去執行，力求鞏固共產黨的合法統治權。
此書是我十年前寫的《毛澤東的新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政治文化》（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2011年英文版；2019年中譯本）的姊妹篇。兩本書都是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文化政策，但關注點有所不同。《毛澤東的新世界》主要是分析中共文化政策的理念和大方向：如何改寫歷史、重塑政治空間和推廣烈士崇拜等。改造政治空間最著名的工程是擴建天安門廣場，把昔日紫禁城南面的宮廷用地，改建成一個比莫斯科紅場還要大數倍的巨型民族主義舞台。在1950年代，每年的五一勞動節和十一國慶均在此上演數十萬人的大遊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宣揚國家在中共統治下的輝煌成就。
《染紅中國》則是集中討論文化政策的籌劃、組織、執行和後果。我分析中共如何審查書刊和報章的出版，打壓民間宗教，建立基層宣傳網，改造幼兒教育，建造政治公園和民族博物館等政策。其中一個例子是首都的《北京日報》受到官方三個層面的監管：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編輯們每天都為了什麼可以寫和什麼不可以寫而惶惶不可終日。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要說好中國故事，負面的消息絕不能見報。但如何理解高層領導的思想使他們戰戰兢兢，怕萬一誤觸紅線，後果堪虞。最令他們感到困惑的是中央的紅線不停在變，使他們無所適從。在編輯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一位編輯無奈地說：「貫徹主席思想是不容易的。」
此兩書相輔相成，可以視作毛澤東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倡要建立「文化軍隊」的理念，在中共建國初期是如何付諸實行。毛澤東認為奪取政權不能單靠軍隊，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一支文化隊伍，控制整個文化思想領域，灌輸共產主義思想，規範市民的閱讀思考，改革教育制度以培養紅色接班人，來維護中共的一黨專政。
史家寫書，最主要是靠史料，尤其是檔案文件。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開放的檔案資料非常有限，若要了解中共文化政策的全貌和真相，也只能等待有朝一日中國大陸全面開放檔案之時。
這本中譯本跟英文原著在排印上有兩點不同。第一是增加了圖片，由原先的10幅增至16幅。第二是把中文和外文的參考書目分開排版，方便讀者查閱。
此書能夠順利出版，我首先要感謝麥惠嫻女士。這是麥女士繼《毛澤東的新世界》之後，翻譯我的第二本英文著作。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願意出版這類賠本的學術書，特此致謝。在出版過程中，我要特別感謝總編輯涂豐恩博士的大力支持。人文線編輯王盈婷小姐細心指導，迅速提供許多專業意見，謹致謝意。
導論（節錄）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日成立後，中共最迫切的工作是控制文化和取得民心。毛澤東和黨領導層決意制定新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將傳統常規和古老制度改頭換面，引入民族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理念來治理國家。
中國政府控制文化的過程早在共產黨1949年執政之前便已開始。中共以社會主義新理念改變國家的意圖，早已於陝西延安時期（1936-1947）的整風運動中萌芽。毛澤東1942年有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整個運動的指導思想，他明言：「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文化軍隊指的是新一代作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他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寫作，支持共產黨的教義，盡力去為革命事業服務。「延安講話」為共產黨日後對國家的文化管控奠定了基礎，確立什麼可以寫和畫的法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讓中共有嶄新的機會去精心設計一套鞏固權力的周詳大計。這種政治操控亦即我所稱的「控制政治」（politics of control），說明了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自接管中國後，中共創造了一個全新的政治天地，讓共產主義文化，即「紅色文化」，去管控人民的生活和思想。這種紅色文化的產生及運用，在中共鞏固權力時那種強硬的做法中表露無遺，它限制文化活動，壓抑思想自由，尤其是在書刊、報章、宗教活動和少數民族事務方面。
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標明了中共控制文化活動大計的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共產黨開始設立一套正式的文化操控機制，使當年的延安構想變成了官方政策。1949年1月初，北平的國民黨軍隊即將投降，人民解放軍總部設立一個特別部門，即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去監督該市的整個接管事宜。軍管會屬下的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管會），是規管北平文化活動的前線部門。 文管會的其中一項任務是「負責接管一切屬於國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機關及一切文物古蹟」， 審查制度成了它的主要控制工具。這種既軍事又文化的雙重架構其後成為標準模式，在內戰末期落入共軍手中的南京、上海和蘭州等重點城市實施，可以説是完成了毛澤東在「延安講話」中，要靠軍隊和文化兩方面戰線才能取得勝利的指示。 國家的文化管制模式在中共立國後成為常規，而所涉及的範圍遠超文管會這個臨時組織。一開始，中共黨國有兩個最重要的部門，就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務院文化部，負責制定意識形態和文化指導方針。它們幾乎滲透人民生活的全部，控制各種文化活動，如出版業、大眾傳媒、教育、宗教、公園和少數民族博物館。這種文化操控的制度如何產生和演變，及用了什麼方法去執行中共黨國的決定，正是本書討論的主題。
五種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之後，仍然是個充滿矛盾的國家：自由市場要在國家嚴厲控制下保持動力；一方面宣揚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又熱捧民族主義情緒。本書用了五種方法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時期，文化如何受到中共的政治操控及它的成功策略。
第一、我探索一系列廣泛的題目。每一章可以是個獨立單元，但所有篇章都可以連成一個整體，因為每章都在陳述中共某方面的文化活動，合起來看便會對中國的複雜政策有更完整的認識。第二、所有篇章都是以歷史實例為依據，而不是闡述抽象的理論學說。由於沒有理論成見的拖累，本書更能以具體的歷史個案，詳細分析官方控制手段的多個不同機制，將它們放在中國當時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中去分析。第三、我探討政治控制的起源，特別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當時正值新政權剛開始制定一系列的控制策略，繼而以立法的方式推行。誠然，這些策略也不是全新的，很多可以追溯至延安時期，甚至更早之前。但它們在1949年之後變成正式規條（因而合法），並且繼續發展。這些策略沿用至今，大致維持不變，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工作便是一例。第四、這些個案研究都是基於仔細閱讀第一手資料：有從沒發表過的檔案資料，也有官方文件、報章、期刊、訪問、傳記和當事人出版的回憶錄。某些檔案館在最近二十多年才開放，讓我可以追索到哪些控制方法得以延續或取消。這些資料罕有地透露了隱藏在幕後的政治操作。最後，我運用了跨學科的方法。政治控制是個複雜的課題，要求不只一種研究方法。因此，我用了歷史、文化、宗教和人類學的理論，去更深入探討1949年以後中共的文化控制策略。
本書並不是全面研究中國所有文化活動受到的政治控制。我把調查集中在七個主要範疇，致力識別黨國的監控模式，關注的地區是首都北京。我不敢説此書能處理中國所有地區的控制政治問題——相信沒有單一著作可以辦到。用北京作為代表，是因為首都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北京中南海——中國共產黨和國務院的總部——的領導層定下國家政策後，全國都必須執行。話雖如此，我的討論並沒有局限於首都。若找到資料的話，我會引用其他省市的相關例子，去解釋國家政策對各地方的影響。舉例説，有關書籍審查（第一章），我指出審查制度不單在北京有系統並持續不斷地執行，還在上海、天津和廣州等城市落實。這種審查的技巧由首都的多層政治控制機關發號施令，成效顯著和影響深遠。直到今天，官方審查書刊的政治控制仍然隨處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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