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2――多面向的詩情與詩想 (電子書)

序說：在地、轉化、新生
──多面向的詩情與詩想 李敏勇

意識的覺醒，語言的覺醒
──林宗源的鄕土性與國族觀
真摯地吟唱嘹亮的自由之歌
──兼為台灣詩人與美國詩人的非馬
在冰雪象徴中的一隻鳥，在冰雪象徴中的一株樹
──戒嚴時代白萩的詩見證
從工廠到事務所的變遷，在台灣與世界梭巡
──勤勉的耕耘者李魁賢
關於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楊牧小心謹慎的藝術涉事和介入
從愛之繭化翅飛翔在梵唄的音波
──𡕷虹從紅塵到空門的情意之旅
在不是詩的社會寫社會的詩
──散文家也是詩人的許達然
漂泊於情念之途的憂魂
──從塵世野地的悲歡到砌築宮殿樓閣的杜國清
經歷大眾風華，沉澱於原鄉風土
──在記憶的山河和山河的記憶吟詠的席慕蓉
速寫山林風情畫，點描人間浮世繪
──單純意義的狩獵者，感覺重於精神的喬林
歌詠農鄕愛戀，吟唱家園憂傷
──在鄉村田野發出樸素聲音的吳晟
在海洋的浪濤與島國的風土編織
──汪啟疆的詩性情懷與認同形影
在夢與現實漂流的浪漫情與孤獨心
──以詩為自己療傷並成為生之註記的拾虹
謳歌人間愛，守護家園，為國族造像
──曾貴海的生命情懐和社會像
凝視之眼 ，存在之心
──鄭烱明的扺抗詩學
疏離感，漂流心：反民衆性，反大衆性的異質形影
──陳明台的孤獨位置
優遊詩與畫之間，進出現代與傳統
──自由自在解構建構，穿梭意義柵欄的羅青
從聽診器診斷台灣，歌詠福爾摩沙與美的日常巡禮
──江自得實證性與觀念性交織的詩意吟詠
在隱形、變形、定形變易中，單純寫詩人的繁複形影
──絞盡腦汁，在古典語境和現實經驗編織符碼的蘇紹連
現實的寓言，寓言的現實
──陳鴻森民族論、國家觀的歷史正反虛實光影

附篇：《龍族》和《陽光小集》
──戰後台灣現代詩民族論的分野

序說

在地，轉化，新生──多面向的詩情與詩想

　　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的開展，我以「雙重構造的精神史」視野，論述了「跨越海峽」的十二位詩人，「跨越語言」的八位詩人。流亡，殖民性對照在地，被殖民性；語言優勢，政治優勢對照語言劣勢，政治劣勢。但在戒嚴、專制體制之下，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受害者。國共內戰失敗，跨越海峽的詩人隨國民黨中國來台，在反共國策指導，脅迫、流亡的主題無法被真正觀照，只能片面仇共，並沒有追索左右政治撕裂的民族傷痕。而跨越語言的詩人們，在失語狀況下，也受反共國策指導，無法反思之前被殖民歷史。在反共國策、戒嚴專制下，世界性的戰後意識在台灣並不存在。

　　《現代詩》、《藍星》、《創世紀》，三個戰後開展的主要詩社，分別在橫的移植、主知論；縱的繼承、主情論；新民族詩型論，不同的主張、實踐。主要是《現代詩》對立《藍星》。後來，《創世紀》接收《現代詩》的能量，形成《創世紀》對立《藍星》。跨越語言的詩人創立《笠》後，許多在《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的本土詩人聚集在《笠》，轉而形成《創世紀》與《笠》的對立，亦即外來詩人與本土詩人的對峙。戰後的雙重構造也反映在雙重現代性，分別是中國的現代性、台灣的現代性，更是台灣的第二次現代性，更與戰前的現代性形成了延滯現代性。

　　《笠》的創社、創刊，是終戰第二十年，一九六四年《台灣文藝》創刊，彭明敏師生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意味著反攻大陸國策的破滅，台灣的覺醒。戰後政治禁制施加於文學，施加於詩的力量被打破。流亡情境高蹈化、內向化的詩，相對的是在地情境外向化的詩。內向化走向純粹經驗的主張，外向化走向現實經驗的主張，雙重構造的來源和去向反映了台灣現代詩歷史的特殊性格：不是左右意識型態之分，不是藝術論之別，更多的是國族認同之異。一九七○年代初，詩宗社相對現代派以藝術論結合，是以中國意理結合的短暫集團力量。《創世紀》從新民族詩型，而超現實主義，走向純粹經驗論，顯示了流亡情境無法與流亡地連帶起來植根的文化盆栽現象。關傑明的諍言指出在台灣的中國現代詩「脫民族性」，唐文標指出的「缺社會性」都顯示問題，但並未真正解決。鄉土文學論戰前後，以一九四○世代詩人為主的《龍族》，以一九五○世代詩人為主的《陽光小集》，以中國性和台灣性的不同主張，形成了戰後台灣現代詩民族論的分野。從而，在台灣，台灣現代詩取代中國現代詩。

　　繼雙重構造的精神史，論述二十位一九一○世代到一九二○世代及部分一九三○世代、跨海和跨語詩人後，我以在地、轉化、新生，論述二十位一九三○世代、一九四○世代（其中一位戶籍出生一九五○年，其實，是一九四九年生）詩人，成為我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的延續觀照。一九一○世代、一九二○世代詩人，二戰後都是各個國家的主要詩人群，前者戰前已有地位，後者戰後登場。但跨越語言一代的台灣本土詩人，除特殊例子如吳瀛濤、林亨泰、錦連，
大多慢了十到二十年，與一九三○世代大約同時參與詩活動，這是戰後台灣人在自己的土地成為語言異鄉人的緣故。白萩和楊牧早就參與戰後台灣現代詩活動，但兩人均無跨海和跨語問題，我將之列入一九三○世代、一九四○世代群落。一九三○世代的楊喚、瘂弦、鄭愁予，則列入雙重構造的精神史跨海系列論述。

　　白萩和楊牧有特殊的地位，他們都早已參與詩活動，而且都已有光環。但白萩《風的薔薇》之後，《天空象徵》、《香頌》、《觀測意象》更有新貌，可惜一九九○年代以後因患病，沒有持續作品。楊牧則去葉珊之後，形成特殊地位。一個在現實社會，關注造型和精神；一個在學院，兼具東西方典律條件。如以美國詩發展來看：白萩是W.C.威廉斯，棄英國傳統，立美國風格；而楊牧則像T.S.艾略特重英國傳統。兩人都對漢語白話的鍛鍊極為用心，但白萩口語、楊牧雅言。一個是生活者，一個是學院派。兩人都出生於台灣，一在台中，一在同緯度的花蓮。生活者與學院派並非一九三○世代、一九四○世代台灣詩人僅有的兩種走向。更多的差異形貌，從雙重構造走向多元性。白萩有若冰雪象徵中的一隻鳥，冰雪象徵中的一株樹；而楊牧雖也有介入，但小心謹慎，更像詩藝之美的探索者，形塑瓷陶。白萩涉及許多當代世界詩，楊牧則在東西古典求索。白萩嚼生活之桑葉吐詩之蠶絲，楊牧在經典中吟詠流露詩意的綢緞。

　　有學院背景的一九三○世代、一九四○世代台灣詩人頗多，許達然、杜國清、陳明台、羅青、陳鴻森。但，許達然是歷史學者，治社會史，對第三世界至為關心，譯介了許多作品，也在自己作品呈現獨特的觀照；陳鴻森是中文學者，治經學史，詩業並不盡反映，但從寓言和現實交會，譜呈了民族論光影。羅青是英文學者，作品的異趣不見得有所關聯，他是較早被以後現代述之的詩人，出入東西古典，玩味生活現實；陳明台是先歷史後日本文學，也沒有學院詩人色彩，反民眾性、反大眾性色彩顯現疏離性格。杜國清與楊牧一樣，從西洋而中國文學，分別在美國的大學任教。杜國清也是有學院色彩的詩人。早期的杜國清重西洋，後期則重中國古典，他有《笠》的社會介入、現實觀照，但從美國隔岸看台灣的視野，心意大於實證。
　　理工背景的非馬和李魁賢，出身前台北工專，分別在核工和化工領域，兩人和文學院出身的大多數戰後台灣一些詩人的語文習氣不同。尤其是非馬，乾淨俐落，兼具詼諧，精簡構造的行句，深刻意涵，去除了中文修辭容易形成的過度潮溼性，有特殊的形式風格。李魁賢的樸實性，也不同於常見的修辭過剩，直抒其意，但以發想實踐他現實經驗、藝術功用的主張。兩人都在譯介世界詩貢獻良多，視野不只中國。

　　林宗源和吳晟，是鄉土詩的兩個代表詩人。一在台南，一在彰化，對於土地的吟詠都專注。林宗源的批評意識和吳晟的擁抱意識，各異其趣。林宗源愛鄉土，但有自我批評，他甚至愛深責切，在一首以蕃薯為喻作品，以「去死／去死」重話說台灣，他的鄉土不局限台灣，觸及世界。吳晟的鄉土是歌詠，是吟唱，有愛戀，有憂傷。他認命，他怨艾，對自己的鄉土有從阿祖、阿公到阿爸到自己，一路踏過來的情懷。他的詩視野，中國遠大於世界。他強調不談詩藝、人生、社會，見到的是他的詩藝觀、人生觀和社會觀。林宗源也是戰後台灣現代詩台語文書寫的先聲。

　　敻虹和席慕蓉是兩位各具特色的女詩人。敻虹從紅塵到空門，情念之旅有轉折；席慕蓉從大眾性到原鄉風土，也是曲折變化。敻虹清新、細膩、婉約的抒情，一九六○年代和葉珊時期的楊牧是東台灣雙璧。後來，她的東台灣書寫，在地誌詩留下指涉。隨著人生閱歷成長、變遷，轉而佛禪心性；席慕蓉以散文家，在一九九○年代，曾是詩歌流行現象，詩集暢銷，譽謗兼之。但在重拾蒙古身分後，在她「記憶的山河」和「山河的記憶」吟詠，另有沉澱，展現新境。

　　喬林的山林風情畫補足了戰後原住民詩人尚未登場的真空現象，他的詩捕捉了原住民在山地部落生活的情境，以宛如繪畫的速寫記述了詩情。以土木工程師在道路工程施設行旅留下一些山林記事。他回到城市，人間浮世繪的點描則是另一種風景。汪啟疆和拾虹，有較為特殊的海洋經驗。前者是海軍將領，擔任過艦隊指揮官，巡弋海域的航程不只見識驚濤駭浪也環抱島嶼台灣，他有歷史感和守護心，以及基督徒信仰，思考在島嶼台灣的家國情境。拾虹則像一個漂泊者，在造船廠擔任塗裝工程師的經歷，船舶的航程是離開，是返回，是漂流，是離散。船就像台灣，風雨飄搖的歷史有迷惘，有不安。他的詩彷彿漂流的浪漫情和孤獨心，汪啟疆執於守護，拾虹流露徬徨心。

　　曾貴海、鄭烱明、江自得三位醫生詩人，都在一九六○年代末登場，但曾貴海和江自得因醫療生涯，中斷詩業，遲至一九八○年代末，再續詩志，鄭烱明則在一九六○年代末、一九七○年代，即嶄露頭角。他以平凡的語言、即物性觀照，捕捉時代性、現實感。江自得重拾詩業以後先以聽診器診斷台灣，對歷史的病理多所觸探，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都在他詩的病歷反思，更進一步在史詩投入。對美意識的探索也是他涉及的面向，更捕捉生活哲思於短詩行，詩業取代行醫。曾貴海則一面投入社會運動場域，一面在詩的領域互映。他與江自得互相照映，既以詩探觸原住民，也在客語詩耕耘，更有通行台語詩，有史詩型書寫，也有仿俳詩。他的環境、自然書寫，突出投入社會運動的心。

　　蘇紹連以散文詩為人所知，以驚心見長。他從中國古典語境表述現代詩情，也從西方繪畫形色借喻心影，變易於各種形貌。講究奇巧，在長敘事與童話情境均有涉獵。同樣執於散文性、古典語境的陳鴻森，藉寓意探觸戒嚴時代的政治荒謬情境，鞭辟入裡，留下證言，意味深長。

　　一九三○世代、一九四○世代詩人，已無之前世代的跨海、跨語問題，在通行中文以及在地的條件，展開與戰後初期、前行代不同的詩歷程。其中，白萩、楊牧的葉珊時代、敻虹，早於一九五○年代末，即嶄露頭角。但與一九三○世代、一九四○世代，在一九七○年代、一九八○年代之後，形成與跨越海峽、跨越語言不同的詩動向。從雙重構造走向多面向的世代性，在往後的時代展現出與戰後初期不同的新風景。白萩的語言鍛鍊走向口語、生活化，走向作為見證的詩歌，楊牧的語言鑄造執於雅語、書房性，執著於情念的吟詠。楊牧創作豐沛在學院化詩壇建構了聲勢；白萩因健康因素，一九九○年代以後，淡出詩壇。兩人在戰後台灣現代詩史的位置，因而有所差別。

　　戰後台灣現代詩雙重構造的新傳統在一九三○世代、一九四○世代的延伸，呈現了更多樣的詩風景。戰後據台的中國意識，本土發展的台灣意識，相互沖激，衝擊，轉化，隨著民主化的演進，形成漢字中文的新語言情境，既與之前中國新文學的傳統不盡相同，也不同於一九四九年，與中國另易其幟的中文語格有異。相對於通行漢字中文，本土的通行台語發展現象展現了另一種詩的形貌，正在進行中，宜另外特別審視。

　　一九三○世代和一九四○世代的詩人，突破了戰後初期「跨海」與「跨語」雙重構造的語言難題，走向不盡與前行世代相同的政治與文化桎梏困境不同的社會條件。一九六○年代以後，台灣的現代詩狀況逐漸形成在這個島嶼場域的新動向。《笠》的創社、創刊意味著戰後二十年，從「在台灣的中國現代詩」走向「台灣現代詩」的進程。現代與本土的交織與之前現代與疏離本土的漂浮狀況不同，呈現新的詩情與詩想風景。

　　白萩的本土是現代的，楊牧的漢語古典與西洋古典交融也不同於中國的詩面向。他們與跨海、跨語世代早有爭鋒，與崛起的新世代競逐，跨越時代展現風華，兩人的鮮明對比有跨海與跨語世代的異曲同工之況。但大多一九三○世代、一九四○世代詩人，光譜更為擴大，《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笠》的詩學都被觀照、吸收、兼具，新社會的現實風土成為鏡與窗，開拓了新時代的詩風景，與持續活躍的跨海、跨語世代並行在詩史的新路程。

　　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政治宰制逐漸被改革力量鬆綁，詩與文學的社會責任要求對藝術與現實、純粹與介入、參與，改變了生態。從中國，在台灣的中國到台灣，現實場域逐漸面對台灣本土。一九八○年代的政治狂飆運動及一九九○年代的大眾消費社會形成，民眾詩與大眾詩分別是政治性與商業性對應。一九三○世代和一九四○世代，多少有所影響，但之後的世代更甚。一九三○世代和一九四○世代處於其間，兼具了之前、之後的轉型期程，構成戰後台灣現代詩史的世代性格，成為時代風景。

　　從《現代詩》、《藍星》、《創世紀》到《笠》，一九三○世代、一九四○世代先後登場；而一九七○年代的《龍族》和一九八○年代的《陽光小集》，既是中國性和台灣性的跨越，也是一九五○世代崛起的現象，社會條件和傳播條件都發生變化，以報紙副刊為場域的詩壇，交織作者、編輯人、學者的聚光現象，不在我論述對象。一九五○世代、一九六○世代，甚至更新世代，雖也在我的閱讀、觀照中，特別是台語詩人和原住民詩人的紛約登場，為戰後台灣現代詩呈現了多樣風景。只能期待有餘裕餘力時或加以論述了。

　　從跨海、跨語的雙重構造二十位詩人到多面向的詩情與詩想二十位詩人，我以四十位詩人為對象加以探察觀照，以我詩之歷程的閱讀、體會，進行簡單的詩人論和作品論。他們是我前行代與同世代詩藝的探索人，我們一起走在戰後台灣現代詩墾拓的路途，我探察他們，觀照他們的詩心。這是我對戰後台灣現代詩史的認識、記錄、思考與批評的某種重建作業，期待對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與詩史提供某種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