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師新譜 (電子書)

彩　圖
自　序
凡　例
大師姓名、別號及其家世概略
【譜　文】
一八八〇年（光緒六年庚辰）　一歲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甲申）　五歲
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丙戌）　七歲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戊子）　九歲
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己丑）　十歲
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壬辰）　十三歲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　十五歲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十七歲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十八歲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十九歲
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二十歲
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二十一歲
一九〇一年（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二十二歲
一九〇二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　二十三歲
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癸卯）　二十四歲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甲辰）　二十五歲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二十六歲
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二十七歲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二十八歲
一九〇八年（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二十九歲
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己酉）　三十歲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庚戌）　三十一歲
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辛亥）　三十二歲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壬子）　三十三歲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癸丑）　三十四歲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甲寅）　三十五歲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乙卯）　三十六歲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丙辰）　三十七歲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丁巳）　三十八歲
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戊午）　三十九歲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己未）　四十歲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庚申）　四十一歲
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辛酉）　四十二歲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壬戌）　四十三歲
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癸亥）　四十四歲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甲子）　四十五歲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乙丑）　四十六歲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丙寅）　四十七歲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丁卯）　四十八歲
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戊辰）　四十九歲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己巳）　五十歲
一九三〇年（民國十九年庚午）　五十一歲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辛未）　五十二歲
一九三二年（民國二十一年壬申）　五十三歲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癸酉）　五十四歲
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甲戌）　五十五歲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乙亥）　五十六歲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丙子）　五十七歲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丁丑）　五十八歲
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戊寅）　五十九歲
一九三九年（民國二十八年己卯）　六十歲
一九四〇年（民國二十九年庚辰）　六十一歲
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辛巳）　六十二歲
一九四二年（民國三十一年壬午）　六十三歲
譜　後
後　記
附：初版年譜後記
版權宣告
封　底

序：
拙著《弘一大師年譜》，自一九四四年在上海出版至今，歷時己經近半個世紀了。當時烽火彌天，交通梗阻，徵集資料，至為困難。我竭年餘之力，從搜集到的有關弘一大師各種資料，摘錄整理，考證抉剔，約得十四、五萬字。限於當時客觀條件，內容簡陋，許多時期的事跡都是空白，插圖版面亦多欠明晰，實在是很不成熟的作品。
我寫年譜的動機和目的，在初版的前序後記已經有所說明。因為大師於一九四二年在福建泉州圓寂以後，各地佛教報刊雜誌的紀念文章很多，一般都是從個人的角度敘述一些回憶的印象，都不免偏於一時一地的記載，想憑這些互有出入的記載去瞭解大師的一生是不夠的。於是寫作一部線索分明的年譜，讓讀者可以看出大師一生所走過的道路──這個念頭就在我的腦裡萌生起來了。這可說是我最初的動機。
出版以後，有位讀者寫了一篇〈讀弘一大師年譜〉的文章，發表於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二），他是很能理解我作年譜的苦心的。他的文章說：「年譜是實生活的紀錄，固貴詳盡無遣，尤尚語皆有本，真實無訛。這本年譜確能做到這地步。」又說：「弘一大師在世六十三年，從留學生活到教學生活，再到出家生活，其間思想的變遷，生活形態的改變，就好像是一齣的戲劇，毫無遺漏地引證敘述，實在不很容易」這些話自然是過獎，但也表達一個讀者對於此書的評價和看法。
回憶最初搜集資料時，我首先找到了著名作家夏丏尊先生。他是弘一大師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多年的同事和出家後交誼最深的摯友，請他指示寫作的方法和提供他所收藏的資料。夏老那時有病，不能多談，只表示歡喜讚歎。說著就打開書箱，把他多年所收藏的大師手跡和有關資料，供我任意挑選抄錄。
不久我又寫信請教和大師誼在師友之間，曾任上海世界書局總編輯的蔡丐因（冠洛）先生，請他指示寫作大師年譜應注意哪些方面。他很快回我一封長信說：「子青先生左右：省書有《弘一大師年譜》之譔，甚盛甚盛。大師由儒入佛，又善詩詞，其西洋畫與音樂，久為藝壇所重。披剃以後，將平日一切輾轉熏染之習氣，洗滌淨盡，獨為人書寫經偈。蓋不僅以書重，嚴淨澹遠，如見其人，尤足重也。然大師以弘法為急，人因其書以重法方為不負。年譜之要，在釐其思想變遷之跡，判其學術異同之故。涉筆所及，貴實證尤貴識力。實證猶可於函牘中求之，師友見聞中詢之；而別異同、審得失，則非有識力不可。」
他最後說：「憶十九年秋（一九三○年），余寓紹興。大師將去閩南，由杭過紹，居戒珠寺。余以師應化事跡，彰彰在人耳目，年遠代湮，或不免傳聞失實。宜及身勒定年譜，以示後人。師言無過人之行，思之徒滋慚愧。惟自幼即有無常苦空之感，乳母每教誡之，以為非童丱所宜。其後虎跑出家，內心迫切，若非即時披剃不可者，自亦不能明其故也。……律學一欲復南山之舊，一頗以宋明以來趨於簡惰為非。常以一念不專，一行不篤，貽羞法門為懼。跡其所言，與靈巖老人實有不同，明代靈峰大師庶幾近之。」（靈巖老人，即蘇州靈巖山印光法師；靈峰大師，即浙江北天目山靈峰寺蕅益大師）
從蔡丐因的信看來，他是曾請大師於生前自定年譜的。但大師盛德謙光，豈肯自我標榜？終以「平生無過人之行」謝之。
我編的年譜出版後，蔡丐因在上海《覺有情》雜誌，先後發表《弘一大師年譜廣證》和《弘一大師經籍題記彙編》，並在我送他的《年譜》上寫得密密麻麻的有關資料托人轉送給我。《廣證》和《彙編》雖然只是他個人收藏的部分資料，但這些資料對我增訂年譜的工作卻有很大的幫助。
《年譜》初版時，大師出家前寫的《斷食日誌》和一九三七年口述、高勝進筆記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我尚未見過。許多情況是從蔡丐因的《年譜廣證》看到的。
一九四七年，在《覺有情》雜誌上看到胡宅梵寫的〈弘一大師勝緣紀略〉文中追記的事跡，足補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年譜的空白。〈紀略〉大意說：「我是一九二九年狄，在白湖金仙寺由亦幻法師介紹認識大師的。見師氣度靜穆，慈藹被人，一見興感，曾寫〈見了弘一法師〉一文，刊於《現代僧伽》，並和大師在金仙寺同聽天臺靜權法師講《地藏經》。（聽經應該是一九三○年的事──著者。）復允余皈依為弟子，並取法名為『勝月』。後來我寫了一部《地藏經白話解》，大師曾為我題簽和作序。
「一九三一年，棲蓮和尚為五磊山住持，請師駐錫，我隨師上山。天未明，師已起上大殿，親擊鐘磬，導眾念佛。其間並與亦幻、文濤、顯真、棲蓮、慧純居士等十人，發起求生西方普賢願，親製願文。是年孟冬，師創律學院不成，下山居金仙寺。時有鎮海龍山伏龍寺住持誠一法師，請去供養，師命余隨往。至則居關房內，我小住即歸。龍山風景，兼山海之勝，師從未出關欣賞。值新晴，請師賞領；師不允，蓋不耽逸樂也。」
在增訂年譜過程中，給我最大幫助的是大師俗姪李聖章（麟玉）先生。一九五六年，我到北京以後，早想前去拜訪他，了解一下李家的變遷情況。聽說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我就寫了一信請政協代轉。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約好在他家裡見面時，談了很多話。他說他的祖父名世珍（此名我初次聽到），字筱樓，和桐城吳摯甫（汝綸）是同治四年（一八六五）的進士同年。告辭的時候，聖章先生捧出一大堆有關大師在俗的寶貴資料說：「我看過您寫的《弘一大師年譜》，很費一番苦心！這些資料對您將來增訂年譜時，可能是有用的，請留下作個紀念吧。」
我回家打開一看，完全是我多年想看而找不到的資料，想不到竟會在北京發現！其中最難得的是日本明治三十九年（一九○六）十月四日東京《國民新聞》記者採訪李哀的〈清國人志於洋畫〉的剪報（此文我已譯出，載於《弘一法師》紀念集）。
其次是大師致李聖章的十七通手札真跡和工楷書寫的《晚晴賸語》七紙，對大師出家的經過和志願及雲遊蹤跡，以及精心撰述的散文傳記等，都是極為寶貴的資料。此外還有大師十八九歲時入天津縣學所作的「課藝」（時文）原稿十餘篇，足以窺見大師青年時代的學力和思想。
出版的小冊有：《唐靜岩司馬真蹟》、《辛丑北征淚墨》（大師早年所作的許多詩詞就在此書發見的）、《詩鐘彙編初集》、《漢甘林瓦硯題辭》、《法學門徑書》（翻譯）、《國際私法》（翻譯），以及許幻園的《城南草堂筆記》、宋貞（幻園夫人夢仙女士）的《天籟閣四種》等。還有蔡元培手批的「南洋公學作文」一篇。光緒二十八年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浙江鄉試第參場考卷」封面一紙（內署嘉興府平湖縣監生李廣平）。這些作品都是大師留日之前極重要的資料。
關於大師留學日本的記載資料，最初我只看到《上海通志館期刊》胡懷琛撰的〈上海學藝概要〉和歐陽予倩的〈自我演戲以來〉，略知他在東京美術學校學習油畫和音樂，並與同學曾廷年（孝谷）等共同創立「春柳社」演劇團體，演出過《茶花女遺事》和《黑奴籲天錄》而已。其他都是空白。
一九五六年我到北京後，偶於友人處看到一本程淯著的《丙午日本遊記》（程淯字白葭，江蘇常州人。清末從事新聞工作於山西。一九○六年奉派赴日考察工藝醫學，著有《丙午日本遊記》），適有參觀「東京美術學校」記事頗詳。才知道大師考入東京美術學校的大概情況。同時看到《國民新聞》的〈清國人志於洋畫〉的報導，對於大師考入美校的時間和學習情況就更清楚了。
近年由於殊勝的因緣，得與日本作家吉田登志子女士通信，涉及大師早年詩作的解釋和春柳社的演出問題。我曾介紹戰前上海舉行的〈中國劇運先驅者懷舊座談會〉的雜誌紀錄給她。而她回報我的是一些登載李叔同參加日本漢詩壇活動的《隨鷗集》（日本明治時代著名漢詩人森槐南、大久保湘南等所組織的「隨鷗吟社」機關刊物），中村忠行的《春柳社逸史稿》，濱一衛的〈關於春柳社的黑奴籲天錄〉，一九○七年《早稻田文學》七月號所載伊原青青園的〈清國人的學生劇〉，及一九五七年歐陽予倩給中村忠行的信──《歐陽予倩先生的書簡》等。這些文章對於大師日本留學時代的演劇活動都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從日本學者研究的資料看來，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博士早就看過拙著的《弘一大師年譜》和收藏它的。濱一衛寫的〈關於春柳社的黑奴籲天錄〉一文，基本上就是從吉川博士那裏借到的《年譜》寫成。據濱氏的文章說：「曾孝谷在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美術學校畢業（同學會名簿）為止和李岸是同班同學，即自一九○六年九月至一九一一年三月在學的。據當時當這油畫科班長直到畢業的山口亮一氏說：這個班裏有留學生三人，曾李之外有一印度人拉奧氏。」這和程淯的《丙午日本遊記》記載相符。《遊記》說：「西洋畫科之木炭畫室，中有吾國學生二人：一名李岸，一名曾延年。同時濱氏還根據美校的「五年制」與一九一一年的畢業紀念照片，訂正拙著《年譜》的「一九一○年畢業歸國」為一九一一年畢業之誤。
一九五六年中村忠行寫的《春柳社逸史稿》，對李岸留學時期的文化活動有更詳細的介紹。他說：「春柳社的創立是一九○六年‧其中心人物是曾延年與李岸，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兩人都是當時東京美術學校在籍的學生。就李岸說，以年僅二十七歲，早已主編《音樂小雜誌》那樣早熟的文學青年，留學日本後，似乎不久就努力和日本文化人有所接觸。一九○六年六月，早已加入漢詩人森槐南、大久保湘南所領導的『隨鷗吟社』。七月一日即列席於偕樂園舉行的『副島蒼海以下十名士的追荐筵』，賦詩見志。當時的李叔同最注意的，除專門的繪畫與音樂的學習，似乎就是作詩。這時以後，他便常常參與『隨鷗吟社』的詩會或聽森槐南的李義山詩的講解，或投詩稿於《隨鷗集》，深得主編大久保湘南的稱許。同時日本一流的漢詩人們也歡喜和這年輕的中國詩人結交。可見大師留學初期在日本多方面的文化活動。」
最後發現的資料，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日《天津日報》登載的〈李叔同史料的新發現〉，繼由天津圖書館高成元撰寫發表於《天津史志》（一九九○年第三期）的〈李叔同革新喪禮的事跡〉。這兩種資料出於同一來源，都是根據一九○五年天津《大公報》，七八月間報導的關於李叔同革新喪禮的記事。
高成元的文章說：「一九○五年初夏，李叔同的母親病逝於上海。他挈眷扶柩，歸津葬母。」此次居津的活動，是他傳記中的一段空白。高成元從當年天津《大公報》上發現了一組珍貴的史料，記載了李叔同革新喪禮安葬亡母的詳情，填補了這一段空白。他說：「在李叔同為他母親舉行喪禮的前六天，《大公報》就在『本埠新聞』欄中以『文明喪禮』為題預報說：『河東（天津河東區）李叔同君，新世界之傑士也。其母王太夫人月前病故，李君特定於本（七）月二十九日開追悼會，盡除一切繁文縟節，別定新儀。』次日《大公報》又公佈了新儀的具體內容。除稱『備有西餐，以饗來賓』外，並附有〈哀啟〉說：『我國喪儀，繁文縟節，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廣平願力袪其舊。爰與同人商酌，據東西各國追悼會之例，略為變通，另定新儀。』」（詳情請參閱本年譜一九○五年條）
由于近年「弘一研究熱」的興起，國內外許多小說、散文、隨筆的記事，為了迎合群眾的某種趣味，便寫出了許多虛構的奇談怪論，甚至把他神化起來，使讀者把他當做怪人、超人看待。
例如有人說，大師誕生時，有喜鵲銜松枝降其室，父母視為吉兆，垂髻之年，即將松枝贈作紀念。但據李家後人說，絕未聞有此異事。又一般作者常把「濾學會」與「強學會」相混淆（以上二則均見丁福保《弘一大師文鈔序》)，其實「強學會」是康有為早年組織的政治性團體，成立於一八九五年（《康南海自編年譜》）；而「滬學會」是個社會教育團體，成立於一九○四年，性質完全不同（《民國人物傳》第一卷《穆藕初傳》）。有的小說還說大師在留學時期曾加入過「中國同盟會」，見過孫中山，而且填寫了「盟書」，向天宣誓，以為非如此不足以表現大師革命的思想。其實這些虛構的傳說是對大師歷史的至曲。
還有一位作家說：「李叔同曾娶過一位日本夫人。有一天岳母來看女兒，談了半天，天忽然下起雨來。岳母要借一把傘回去，叔同無論如何不答應。」此事在徐半梅的《話劇初期回憶錄》也曾提到，說明其脾氣之怪。但大師的老同學黃炎培在〈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卻說：「他的風度一貫很溫和很靜穆──我看到『不肯把雨傘借給丈母娘』的記載，有些驚訝。」
大師最怕被人捏造神話，以資宣傳。一九三八年初夏，他從廈門避難到漳州，居城東瑞竹岩。志載瑞竹岩的得名，本有一段神話：謂五代時高僧楚熙，結茆于此，刳竹引泉，後竹生筍，因名「瑞竹」。師居瑞竹岩時，聞有桔竹萌芽，好事者為文載于報端，謂係大師蒞臨瑞應。師聞之急令人闢謠，住數月即離岩而去云。
弘一大師音公圓寂已近五十年了。隨著時光的流逝，和他同代已故的高僧大德已逐漸為人們所淡忘；但大師逝世以後，人們對他的懷念景仰卻是與日俱增的。因為大師生前以美術書法馳譽當世，修養高深，行解相應，所謂「明昌佛法，潛挽世風」，是中國道俗公認的律宗高僧。
弘一大師的出家，一般人都不很理解。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他好像都抱一種惋惜的心情。因為他多才多藝，於藝術領域幾乎無所不精。有位作家說：「就藝術論藝術，弘一法師是一個難得的全才。從藝術應有的作用來說，由於他世界觀的極度消極，其才華並沒有很好的發揮。因此他的後半生和他的整個藝術生命都是個不幸的悲劇。」這是世俗較有代表性的說法；然而這也是片面的。著名美學家朱光潛說：「弘一法師……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事業的。入世事業在分工制下可以有多種，他是從文化思想這個根本上著眼。他持律那樣謹嚴，一生清風亮節，會永遠頑廉立懦，為精神文化樹立了豐碑。」
弘一大師非常重視人的品格修養。他常誡人說：「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忠實於自己的信仰。凡事身體力行，言行一致，這種精神對任何人都是有啟迪的。有人說他出家前後所從事的事業和追求的理想大不一樣。我以為這正是他由藝術昇華到宗教的表現。大師的高足豐子愷說得好，「藝術的最高點和宗教相接近」，他認為大師的出家是當然的。他用三層樓打比喻說：人的生活可以分為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大師對他出家前後所從事的事業和追求的理想的那種精神，卻是始終如一的。這就是認真的、虔誠的、獻身的精神。
本年譜增訂版之得以問世，是在過去四十多年搜集資料的過程中，和國內外大德師友的督促幫助分不開的。特別是曾親近過大師的亦幻、圓拙、廣義諸法師不斷地慫恿和鼓勵，希望我能利用掌握的資料，寫出比較詳盡可信的大師年譜，以貢獻於當代及後世景仰大師的讀者。後來陸續得到杭州張慕槎、天津王慰曾、上海彭長青、溫嶺陳曼聲諸先生熱情地為我複印有關資料和剪寄報章，使我不顧衰老，得以耄耋之年來完成這項艱鉅的工作。對於這些大德友人無私的協助，謹致衷心的感謝。
一九八八年秋，我以參加編輯「弘一大師全集」的因緣，客居泉州開元寺，臺灣故廣欽長老的高足傳顗法師適以修建欽公紀念塔蒞寺。他聽說我正從事《弘一大師年譜》的增訂工作，非常歡喜讚歎。回臺以後，轉告《弘一大師傳》的作者陳慧劍居士。陳居士對於大師的學問道德及其風範，早有虔誠的敬仰和深刻的研究，志同道合，聞之亦隨喜不置，來信表示願意介紹給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這是本書在臺出版的因緣。在此之前，一九五九年香港弘化苑用四號字重印的是上海出版的初印本，由于付印匆促，許多錯字都未及校正，過了約二十年的一九七八年，臺北天華出版公司又改用五號字把它重新翻印，許多錯字仍未改正，內容也未變動。回憶本書初版時，著者體力尚健，而今已屆耄耋之年，視力衰退，思路遲鈍，書中資料安排失當，錯誤重複之處，定所難免。尚希十方大德，不吝賜教。

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林子青識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