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創達人有約】
以文學安身立命--履彊專訪
文◎劉曉頤 圖◎履彊 提供
履彊小傳
蘇進強（1953年4月5日－），筆名履彊，臺灣省雲林縣褒忠鄉人，是軍人、詩人、學者、媒體人、小說家與政治家。蘇進強早年投身軍旅，於1969年投考陸軍第一士官學校以第一名畢業，並保送陸軍軍官學校正期班，後於三軍大學戰略研究班畢業，服務軍中二十餘年，經歷陸軍各級學校教官、參謀、部隊長，1990年退役。
蘇進強以筆名履彊發表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傳記等文類，為台灣文壇重要人物。在軍中服役時，蘇進強便常執筆寫作，曾經八度獲得國軍文藝金像獎、兩度陸軍文藝金獅獎與中國文藝獎章、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小說獎（兩次）、吳濁流文學獎等。軍中退伍後，轉任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前身）研究員、南華大學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台灣時報》總主筆；2001年更以台海安全戰略專業，獲陳水扁總統特聘為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也是第一位陸軍官校畢業生在退役後，獲聘為部長級國安會官員的首例，可說是他的華麗轉身，也開展他軍旅生涯之外的斜槓人生。
蘇進強除曾擔任台灣團結聯盟黨主席、國安會諮詢委員、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委員外，並先後擔任台灣新聞報、台灣時報社長兼總主筆，2018年自職場退休後即潛心寫作，即將於年底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夢想家的革命〉，即為20多年來的第一本著作，由於內文都為台灣民主轉型、政黨輪替過程中的政治小說，故而發表時已引起各界關注，也不乏對號入座，掀起討論的熱潮。
以筆名履彊寫作的小說作品，早期將寫實風格與鄉土文學作出結合，1974年曾在高雄與洪宜勇、傅文正、莊錫釗、陌上桑、張雪映等人參與《綠地》詩刊創刊，1980年代更與詩人向陽、苦苓、張雪映、林文義等多位青壯詩人，共同參與「陽光小集」詩雜誌，遊走詩、散文、小說各種文類。在軍旅生涯中是獲得最多奬項軍中作家，退役後，更獲聘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中心研究員，負責軍事、國家安全領域的研究。
履彊的文學著作包括：短篇小說集《楊桃樹》、《江山有待》，中篇小說《春風有情》、《春訊》，長篇小說《水勢》、《江山兒女》，散文集《讓愛自由》、《鄉關何處》等三十餘冊。其中，以短篇小說《楊桃樹》獲得《聯合報》第六屆（1981年）短篇小說獎（並入選年度小說獎），同時被國立編譯館選入台灣的國民中學國文課本（分為上下兩課），《老楊和他的女人》等作品亦被翻譯成英文、俄文等多國文字。
文學大師齊邦媛在《一生中的一天》書中提及老兵與離散這個主題時，曾提到「《老楊和他的女人》的作者履彊，原名蘇進強，是戰後本省子弟最資深的職業軍人之一，也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以他對軍中生活的了解和本土的觀點寫老楊這個老兵，在去大陸探親之後，選擇重回台灣終老的責任感與深情。英譯在中華民國筆會季刊出版後，耶魯大學的 China Review 來函要求轉載」。而這篇由中華民國筆會翻譯成英文的小說，以及蘇進強在文學創作的成就，也因而受到哈薩克國立大學的矚目，2003年，時任國安會諮詢委員的蘇進強，以作家及國安會官員的雙重身分，獲邀至哈薩克等中亞國家訪問，國立哈蕯克大學更授與他榮譽文學博士所殊榮。
此外，在前衛出版社出版的《臺灣作家全集》——《履彊集》中，為本書作序的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施淑提到「在鄉土文學論戰後崛起的台灣作家中，履彊是生活經驗比較特殊的一位。一方面，他生長於迄今仍保留農業生產特色的雲林地區，泥土的氣息，鄉野的風息，對於他可以說是不假外求，與生俱來的東西。另一方面，曾經是職業軍人的他，軍旅生活給予他一般作家無由企及的生命形態和寫作材料。這兩重因素，造就了履彊小說創作的獨特風貌，也為他博得評論家稱道的『軍人魂與鄉土情懷』的讚譽。」齊邦媛在當年為本書總結時，以「飄泊與回家的文學」作為對履彊作品集觀察的結論，她說：「用『鄉土作家』或『軍中作家』來稱呼四十歲的履彊是不夠妥切的。鄉土和軍旅經驗都有某種程度的限制性，同時也有形象與心態的矛盾性。由作品看，在寫作近二十年後，履彊已漸跨出這兩個範疇，走向『人生作家』的境界。」
【本刊訪談】
劉曉頤：老師文質彬彬，眉目盡是慈藹，流露著濃濃的書卷味與人生修為，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您深入參與過政治。可否請老師談談，曾經從事政治工作對您的意義或影響？另外，也請老師談談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履 彊：文學是我不忘初心的終身志業，我不管擔任何職位，無論再怎麼忙，從未忘記過寫作和閱讀。對於跟我相處過的同事、部屬、學生，我都會對他們說：「你們可以去參與社會不同層面的工作也可關心政治甚至加入政黨，但是請你不要忘了閲讀與寫作，用閱讀的角度去看人生，用閱讀的視野去開拓自己的知識，用閱讀的同理心去探索人心，縱使只是日記、雜記的寫作，也會讓人沉澱下來，你會重新認識自己也認識別人。」
或許我受到聖嚴法師「慈悲沒有敵人」的啓發，我自認心中沒甚麼敵人，但或許在政治主張上，對我有意見或有敵意的所在都有，但這些人在我眼裡，卻是我可能的朋友及必須修習的「功課」，如果我也對他們懷抱敵意，「敵意螺旋」必然激烈碰撞，其後果必然惡性循環，老子道德經有一句「柔弱生之徒」，示弱不是真的弱，有智慧的示弱，才是真正的強大，何況。對立的敵人必然充滿私、偏、欺、疑，隨時隨地準備「相害」，那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日子多難過啊！我不喜歡、也不願意，所以我毅然決然退出政黨，不再參與政治活動。
政治對我而言，是人生中的一個意外。其中的種種，我也把它當作廣義的閱讀。政治人物形形色色，從政治人物或政客的原型可以看到人性，人性的真善美與人性的醜陋，小說中的人物性格不就是有對比嗎？有真假，有好壞，有善惡，但也有人是善中有惡、惡中有善，小說的豐富性也在這裡。
對我而言，政治的工作雖然是人生的意外，有得有失，有收穫也有傷害，但我仍心存感恩，在民主化的多元社會中，政治的事務或議題必然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或不喜歡。而任何政黨組成份子都有好壞，但政則正也，政是眾人之事，您做得好，民眾支持是必然，做得不好，被批評也是理所當然。我真正參與政黨事務雖然只是短暫的幾年，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你無法否認過去，但卻必須超越過去，才能與時俱進，開展視野。不可否認，政治的參與讓我對自己的視野更寬闊，對社會、對整個土地的脈動有更深入的瞭解，雖然政治工作是我最不喜歡的，但是對我的寫作視野有很大的幫助。
幾年前，我離開媒體的職場也淡出政治，是我二十年來轉身，真正回到小說創作的開始。不可否認，在我軍中退伍後的二十年中我確實歷練很多的工作，包括黨政媒體與文化，就像閲讀不同領域的書本一樣，吸收了許多文學之外的養份，所以，有些朋友說我跨領域，一種斜槓的人生，雖然十分辛苦，但我則心存感激。
二十年前，在文學方面，我出版了二、三十本詩、散文、小說；之後的二十年，寫作的範疇大多是政策研究的論文，最多的則是報紙的社論、專欄、時評，文學上雖然沒有完全停滞，但卻乏善可陳，這一系列的政治小說，是我重新回到文學的第一本小說集，也是我在這二十年參與政治或關心政治之後的沉澱、反思。
從去年中到今年，我利用這一年多的時間，有計劃的寫了十篇與政治相關的短篇小說，今年年底就會由聯合文學出版社結集出版。這是人生轉折，也是我心境的轉換，人生視野的拓展。其實也是我對政治的一種反省、反思，甚至是一種反叛、一種深刻的辯證。坦白講，我並不喜歡人家把我當政治人物，若是，我應該是最不像政治人物的政治人物吧！我當過政黨秘書長、主席，陳水扁總統執政時，我還當過國安會諮詢委員，那些職務在檯面上就是政治權力的運作，驀然回首，已經雲淡風輕。但也因為我參與過政治，對政治人物的觀照心中自有一把尺。更真切的說，我參與政治的歷程或者遠離政治的心境轉換，正是我開始來寫這這系列小說的準備。
劉曉頤：請老師談談，您是如何開始寫作的？寫作與您曾經有軍旅生涯有沒有關聯？我們也很好奇，何以您在年輕的時候，就能把關於老兵的小說寫得絲絲入扣？
履 彊：年輕的時候，應該說小學、初步中時期，我便喜歡閲讀與寫作，兩者相輔相成，我也不是天才，不是天生就會寫作，年輕時，生活的歷練當然不足，只能靠閲讀的養份來拓展創作的視野。
大環境中，有志寫作固然值得鼓勵，但是要做全職文字工作，就很不容易了，得忍受微薄的收入，要是沒有一點使命感與熱愛，那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但若邊上班邊寫作，上班族忙忙碌碌，沉澱的機會有多少？那對寫作也很不容易。我過去在軍中，軍旅生涯在我們那個年代很艱苦，但在軍旅生涯中我最大的收穫認識是來自大江南北不同的朋友，例如齊邦媛教授，她對我寫的老兵小說一直很稱讚，她的評論對我也有很大的鼓勵。她以前問我：「履彊，你怎麼可以寫這樣的東西？」我對她說，那些從大陸來台的老兵，他們的呼吸，他們的語言，他們的喜怒哀樂，我都參與其中；我跟他們近距離接觸，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用同理心去瞭解他們，認識他們，知道他們內心深處的鄉愁，甚至於戰爭的恐懼，所以我能寫老兵小說。
小學時我便開始投稿國語日報，初中時也投稿救國團主辦的「雲林青年」，雖然命中率不高，卻樂此不疲，讀士校時，同學忙著外出交女友，我則窩在圖書館，拚命吸收課外的文學養份，第一首詩就發表在前輩詩人羊令野先生主編的〈詩隊伍〉，然後，又向其他報刊、雜誌投稿，那時，軍中文藝界的前輩都十分開明，雖然非親非故，也不是學院弟子，卻非常提擕後進，如呼嘯（胡秀）、朱西甯、段彩華、李冰等人，令我感念至今。
我第一次參加國軍金像獎是陸官剛畢業時的民國66年，我得到短篇小說銀像獎，題目叫〈雪融千里〉。那時我才二十幾歲，記得評審有司馬中原、朱西甯、段彩華等。我獲得銀像獎，但金像獎從缺，原因是作者太年輕，小說內容卻太逼真，有評審擔心萬一作品是抄襲的，若給金像奬評審就太丟臉了，好在他們多方查證，找不到相同的小說，我的得獎終於沒有被懷疑。後來承辦奬項的朱星鶴上校私下告訴我，當時評審們看了我寫的小說情節，認為一定是有參加過戰爭的人寫的，結果一看作者是個二十幾歲的中尉軍官，「是不是抄來的？這小朋友我要見見他。」司馬中原曾提出這樣的質疑。
頒獎時，司馬中原問我，你又沒有參加過戰爭，最多只有演習過，這題材怎能寫得如此栩栩如生？那時我剛從軍校畢業，我告訴他，其實這些題材，我都從那些老教官、老士官身上，一點一滴，把他們的精神、經歷化為我自己的養分，完全是用一種辯證，一種同理心，寫出他們的經歷。後來段彩華、朱西甯都對我都非常稱讚。很久以後，再見到司馬中原，我回憶說，你還曾質疑我的小說是抄來的，他哈哈大笑說，誰叫你這麼會寫？
其實不是我這麼會寫，而是我能夠從那些老兵身上懂得他們的喜怒哀樂，知道他們的血與淚。從大陸來台的這些老兵，有很多在大陸時是農民，他們的性格跟台灣的農民其實百分之八九十是相同的，一樣眷戀他們的鄉愁，眷戀他們的土地；他們對家鄉的思念，跟台灣農民是一樣的，所以我也寫鄉土小說。老兵小說和鄉土小說，這是我早期創作的兩大元素，我雖然自己沒有參加過戰爭，但是也經歷過軍旅生活，處在戰爭邊緣過，也在鄉下長大。這兩大領域，是我創作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大範疇。
劉曉頤：若再相反過來看，寫作閱讀的經驗，對您以前的政黨工作有沒有幫助？另外據說，您當時辭去政治工作是毅然決然的？
履 彊：除了寫詩、散文、小說，後來我也從事政策研究，寫了一些研究論文，因為軍旅背景的關係，我對於台海安全與戰略本來就有長期的涉獵，也受過正規的訓練，我發現文學的素養對學術論文的寫作，有相當大的幫助，我也是用文學的辨證邏輯來思考兩岸的問題、去看台海關係，進一步說，寫作閱讀的自我訓練，對我這幾十年來的工作生活，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
當過兵的人都知道，在戰場上必須要「反覘陣地」，才能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否則，一廂情願的自以為是，必然會打敗仗。衍伸至政治的層面來說，不論是各級政府或者民代，如欠缺對民眾、百姓的同理心，又怎能瞭解民眾所思所欲？「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就是這個道理，以民為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以政黨利益為主，其實就是分贓、買辧政治。
記得我以前在政黨工作時，會要求我的黨公職人員在縣市地方黨部成立一個親子閱讀中心，降低政治性讓黨部具有可親性。因為我有文藝界、出版界的朋友，我請他們捐書或者用優惠價買些對孩子有益的書刊，包括自然生態環保、文史、童書、少年小說、世界文學名著等，出版社的朋友也因此多了一個通道，這些書分給各地方黨部，不只能讓黨員公職人員陶冶人文素養，也讓地方民眾對政黨的形象有一新耳目的看法。有人不免質疑，怎麼有人是像您這樣搞政黨？我說：「從好一點的角度來看，政黨要獲得選民支持，誰好不好不是那個政黨說了就算；你要從真正關心社區民眾做起。而親子閱讀與課後輔導，正是當時基層民眾最需要的，從小孩的教育，從父母親跟小孩之間的連結與關懷「接地氣」，無形之中就能得到選民的支持，這樣的社區經營不是最好的政治嗎？」
如果政治人物都能具備一些文化的素養，相信我們的政治不會像今天這麼糟糕。以前我被人家說是最不像政治人物的，也因此，在黨主席階段性任務完成後，我毅然決然，說走就走，毫不考慮，揮手自茲去。甚至連李前總統都勸我不要辭掉黨主席，許多人也告訴我，黨主席之後必有更好的未來，甚至有很好的職務在等著我，我說：「謝了，我還是喜歡做我自己。」保持赤子之心來寫作、生活，心安理得，無愧於人，自在隨緣，也算瀟洒！
劉曉頤：老師神清氣爽，精神很好，全身散發著正能量，猶持續寫作，令人佩服。若回想年輕時的創作，不知您如何看待？
履 彊：很多朋友說我倒現在精神還是很好，從內在層面而言，我認為那是因為我不斷閱讀，溫故知新，讀書也讀人，到目前為止，除了網路資訊外，我還保持每天看三、四份報，每週二、三份雜誌，每月至少二至三本書的習慣，過去的閲讀範圍很廣，我常說自己是閲讀的「雜食動物」，藉此彌補所學的不足。邁入花甲之年後，我的閲讀比較求精，近年對佛學也有一些涉獵，喜歡研習心經，但自知慧根不深，仍在摸索學習中。在寫作上則有些「近鄉情怯」，不像年輕時那麼揮灑自如，書寫速度沒有以前那麼敏捷了；年輕時甚至一個晚上可以寫一兩萬字，現在較為沉澱、仔細，甚至字字斟酌。
我最近也在回顧過去的一些創作，每篇重讀，回到過去的情境，體認到自己真是很認真地在生活、創作，很認真地進入小說人物的心理去探索；原來二、三十歲時的自己，是那麼用心用力的去揣摩每篇作品的情境。而在那個時代，軍人身份的我在文藝界，沒有任何淵源、既非任何作家的門生故舊，也沒有親友師長的栽培，但我卻十分幸運，每篇小說一發表出來，幾乎都可以得到一些掌聲肯定。包括我在軍中居然寫鄉土小說，葉石濤老師、鍾肇政老師、彭瑞金教授等，很多名家都對我都非常鼓勵。
去年鍾肇政老師剛過世，我把他過去寫給我的信整理出來，交給他的兒子延威做為出版纪念文集的材料，發現與我非親非故，素昧平生的鍾老给我這個文壇後輩的信竟然有幾十封，內容都是約稿或討論文章、勉勵，他老人家的風範令我十分感佩；另外一位是軍中作家前輩胡秀，筆名呼嘯，他長期主編青年戰士報新文藝副刊，對我的投稿幾乎照單全收，並鼓勵再三，也推荐不到卅歲的我，參加中國文藝協會主辦，一年一度的五四文藝奬章的甄選，這個奬在當時十分受到政府及文壇的重視，且多是名家才能獲得，在他的推荐下，我成為民國七十年最年輕的得獎人，他的厚愛、提擕，令我懷念至今，現在已坐六望七的我，驀然回首，重溫昔時的辛苦、溫暖與光榮，不免要感嘆今非昔比。
而重讀過去文友給我的信，轉眼之間，幾十年過去了，那青壯時期的自己，是怎樣的情境？如今不免令人啞然失笑，有時候拍案驚奇，有時覺得當時的自己日子還真沒有白過，能有那樣的創作動力，在艱苦環境還能寫出來。寫的時候，我也沒有考慮自己是軍人的身份。以前鄉土文學論戰如火如荼的時候，軍中的文宣與保防部門是有些敏感、忌諱的，我竟然也都沒有去顧慮，反而還投入鄉土文學的創作，坦白說，當時的我，沒有想要去擁抱或反對什麼，也沒有文以載道的崇高理想，只知道「我思故我在」，不論是鄕土或軍旅的故事，只要感動了，我就寫。感動是創作最重要的動力，不是嗎？
劉曉頤：像您如此善良慈藹的長官，過去是如何帶兵呢？這很令人難以想像。
履 彊：那些老兵跟我之間的相處很好，甚至幾乎他們都沒有把我當作外人看，不管這些人的性格如何，我還算是很包容的人。我好像沒甚麼敵人，眼中沒甚麼壞人，所以朋友都要我小心吃虧，但我相信，壞人也有他好的一面。以前在軍中，有犯過法判刑期滿再到部隊回役的阿兵哥，長官最放心把他們放到我的部隊來，上級也相信我的能力，知道這些別人眼中的壞蛋、列管份子到我的部隊不會出亂子，因為我能約束得了他們——但我約束他們的方法不只是用軍隊的紀侓，而是用較人性的一面，用關心、瞭解的角度，像朋友一樣對待他們。
舉個例子，即使身上刺龍刺鳳、曾經再逞兇鬥狠的兵，第一天與我見面，我一定跟他喝茶聊天吃飯，用同理心表達對他們的關心。我自己是雲林農村的子弟，雲林縣濱海，海口的小孩基本上刻苦耐勞，但是有時候比較粗獷，個性比較直率，我自己是那裏長大的，當然瞭解他們，就能用同理心看他們。這些犯過法甚至判過刑的阿兵哥，他內心一定有脆弱的一面。
和這些年輕阿兵哥見面相識，有進一步交情後，我最常問他們：「你家裏還有哪些人？」家人、朋友其實是阿兵哥心中最惦記的區塊。我總要他們經常寫信給家人，談談部隊的生活，讓家人知道自己在部隊的狀況，好讓他們安心，甚至我自己寫信邀請這些阿兵哥的家人、女朋友到部隊來參加每月一次的慶生會，藉此和這些被視為「有問題」的阿兵哥和他們的家屬、朋友，建立溝通聯繫的網絡，一方面也深入掌握所謂「問題」所在，用心協助解決他們的問題，在這樣的互動中，他們也信任我，我告訴他們「好朋友就是不要給對方找麻煩」，也因此他們大多變成我的好朋友、哥們，部隊的管教問題自然就减少許多了，坦白說，我對部隊阿兵哥的領導統御，沒有什麼妙方、絕招，有的就是同理心、真心誠意而已。
最令我感動的是，在我退伍後沒多久，忽然收到很多感謝函，一開始有些莫名所以，後來多方查詢，才知道是部隊的阿兵哥用我的名義捐款給育幼院、寺廟、弱勢團體，有好幾位到今天還和我保持聯繫，見面時還叫我一聲「大哥」，多麼親切又令人感動。那時，我用比較柔性的方式帶他們，他們的故事甚至也成為我的寫作素材呢。
帶兵，你一定要帶心，要真正進入他們的心裡，任何頑劣的年輕人一定有他脆弱的一面，要明白他的內心深處，他的恨、他的愛、他的想念是甚麼，我甚至教他們寫情書、寫家書，寫完我幫他們改改，再叫他們用他們的筆跡再寫一次。我還要他們請最親朋友來會客，我請他們吃飯。知命識兵，你自然對他們能有一定的瞭解，部隊的意外就會減少很多。
劉曉頤：可否請老師多談談您的小說，分享您寫小說最快樂的經驗？
履 彊：寫小說當然要有一個故事的文本，要有人事時地物，但我在寫作的過程，通常讓小說情節有機發展，往往原來計畫寫的可能不是那個樣子，但它就是自己轉到那裏。這是小說的樂趣，即一種有機性的發展。我有篇小說至少改了十次，在修改的有機發展變化中，你找到你的樂趣——驀然回首，那情節原來就在燈火闌珊處。
寫作的快樂其實就在那裡。裡面那些小說人物的性格，你要了解和掌控，，然後跟著小說人物的性格，有些對比，有些衝突，寫出來，情節自然就會有機發展。例如你走到哪裏，突然又因為一個人的性格怎樣，要兩者去做結合。故事的文本當然是一開始小說故事的起點，但那個文本發展出來後，可能與你原本的設定差去甚遠，又是另外一番境界，跟人生一樣。
我的小說，像我的人生一樣無法規劃。我年輕時想當將軍，當時哪裏知道後來就毅然決然退休了？哪裏知道退伍只是想當一個專業作家？怎麼忽然又跑到媒體，又跑到政黨，又跑到政府工作？是何等的因緣殊勝，但也許是個「業」，更是人生轉折當中另外一種新的境界。這些境界結合起來，構成我的人生。現在再回頭想想，中間有沒有一些遺憾？有沒有一些自己感到滿意的地方？於是發現，自己是這樣走過來的。
劉曉頤：老師有很多小說人物都似乎有所本，某些人物像哪個政治人物，但又有相反之處，令人好奇，您的人物設定是真有其人嗎？
履 彊：最近十幾二十年來的一些政治歷練，我總會加以沉澱和思考，所以我寫的一些小說的人物，可能有些人會對號入座，會讓人覺得似曾相識。其實我是把我見過的政治人物，用兩個特定的小說人物觀點，來做不同的展現，比如裡面我寫到江進，被人問，江進是你嗎，有一些是，但不是。我也有寫到一些人，人家問，這是哪個政治人物？總主席是誰？比如我7月5號在中國時報登的〈總主席的秘密情事〉，以及在文創達人8月號的〈錯身而過〉、10月11日至14日連載的〈夢想家的革命〉就得到很多迴響，也不免讓讀者猜測，小說中的人物誰是誰、似誰又不是誰，這也正是小説的樂趣之一。
我這幾年參與政治，關心政治，雖然一直沒有用政治來當作小說題材，但其實已經在我心裡醞釀了好幾年。我真正離開政治至少十年了，這十年中不斷的在心裡琢磨，因為有些人還在檯面上，我必須考量當事人的處境與感受，避免傷害這些人，所以我把它寫成十篇，是把很多個政治人物總合在兩三個人物身上，有的張冠李戴，有的男女錯位或時空倒置。雖然是單篇的短篇小說合集，但我整本十篇的小說內，江進跟鄧飛鴻二人是始終存在的，其實他們是很多人的綜合體，所以又可以用長篇的觀點來閲讀。
小說人物本來就都是多面向的，廚川白村說，人有人性、有獸性、有神性，本來就是不同的面相。英國作家佛斯特寫的《小說面面觀》也談到，小說人物有圓的、有扁的，圓形人物，從不同角度看是不同樣子，扁的則一目了然。我的小說人物是屬於圓形的，小說不能只寫單一面貌的扁型人物。我現在新完成這本小說的人物，基本上是政治人物的綜合體，預定在今年12月中由聯合文學出版社出版。
劉曉頤：請老師談談您現階段的寫作和生活。前面您提到，將集結您十篇短篇小說出版，我們非常期待您的新作問世！
履 彊：基本上，我已經算是從職場退休了，但是文學是沒有退休的。這十篇短篇小說完成之前，我手上已經有幾萬字的長篇小說的文本，因為自己不滿意，所以就先擱置，先完成短篇的合集。如果根據我們這種比較力求完美的個性，這個長篇小說可能要改到一段時間，甚至要重寫。
現階段我除了一些地方性的社團活動，寫作跟閱讀當然是生活最重要的功課。基本上已經好久不參與政治的活動了，但還保持關心、觀察，只是用閲讀的眼光，卻不再「狗吠火車」公開發表評論、看法，以免「顧人嫌」被中傷甚至被查水表，坦白説，我最不以為然的是，我們當前的政治氛圍充滿「黨同伐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法西斯民粹，因為我以前在各個雜誌都擔任過主筆，寫社論寫專欄，所以有時候手癢還會寫；但我從前年開始就不寫了，政治完全放到一邊，專心寫小說，自在得多了。
我過去出了十幾二十本的散文小說，我現在正在整合，也打算七十歲時重新再出版，所以要先把長篇寫好，然後再把過去的作品重新编校，看有沒有可能出現新的面貌。坦白說，以前我出的書不算暢銷書，但還算長銷，成績還算可以，《老楊和他的女人》二十年來有六種不同封面，是一本還未被讀者遺忘的小說。聯合文學和其他出版社都希望我再重新出發，對我而言，這本政治小說就是重新出發的指標，我不再是政治人物蘇進強而是作家履彊，我現在的生活也相對單純，不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任何談論政治時事的媒體邀約一概推拒。
如今我心無罣礙，所掛念的就是把文學做最後的整理，就是回到原點。我常回鄉下，因為我很多資料放在雲林的鄉下，資料和書三分之二都放在雲林，三分之一在台北。鄉下地方大，有個80坪院子，自嘲當庭院的「院長」，剪草蒔花，讓自己回到年少農村的情境。我常常走路運動，連打牌都不會，最多跟孫子下棋；我的運動最主要就是走路和做一些簡單氣功。
過去曾經也在浪頭上走過，現在我回到自己的本位上，相對比較沉澱、沉靜，所以這時候來寫東西，重編我過去的著作，也回顧自己的人生旅程，重寫自己的「人生之書」。我體悟了文學才是自己能夠安身立命之處。其他過去所有的風風雨雨，無論擔任的職務再高，任何職務都是過眼雲煙——只有文學是可以真正留下來的，也是一種自我實現。你當過政務官再高的職務，權力再大，總有要下台的時候。文學是掌握在自己手心上、心靈上的，不會下台、不會退休，除非你要放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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