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課長的教育到此結束，接下來我馬上就被放到編輯現場裡學本事了。最初派我去印刷廠外校，把校樣交給我校對。《思想》雜誌在精興社印刷，所以我跑到位於學士會館不遠處的精興社（總公司在青梅市）。我雖然剛剛走出校門，東南西北還沒搞清楚，但已經不得不一篇接著一篇地去讀那些艱澀的論文了。

經過三、 四個月，我記住了校對方法之後，勉強去印刷廠外校時，精興社的
U先生（後來成為該公司老闆）邀約我「一起去喝杯茶吧」，在閒聊之後問我：「要不要去印刷廠看看？」就把我帶到現場去，看到排字工人正在熟練地更換排版的鉛字。那些看起來比我父親還要年長的工人，按照我在校樣上標示的紅字更換鉛字。不光是鉛字，還有鉛條(當作行距間隔的薄板）也必須每次更換。看到那樣極其複雜的作業，我初次明白了在校樣上標示紅字的意義。對這位不經意中教我一課的U先生，直到現在我仍然心懷感激。

兩位作者的鮮明記憶

最初的工作是去把編輯前輩們已約定好的、作者已完成的稿件取回來。曾經與以《社會學的想像力》等著作知名的米爾斯（C. Wright Mills）一起編輯了韋伯（Max Weber）選集的格斯（Hans Garth），當時正好在東京工業大學當客座教授而住在日本。格斯雖然是美國大學教師，但我覺得他應該是從歐洲流亡到美國的。因為當我用拙劣的英語和他交談時，他的發音操有濃厚的德語口音。公司拜託他寫的主題是「美國的馬克斯‧韋伯研究」，由暢子夫人翻譯成日語。我在學生時代就對韋伯感興趣，讀過好幾本韋伯的著作，這可幫了忙。

這個作品是每年組織一、兩次特集之一「何謂方法？」（一九六三年五月號）中的一篇。當時談到「方法」，以馬克思和韋伯為主流，其他近代經濟學或社會學的模式論、行動科學和論理實證主義之類都只是配菜。格斯的文章獨樹一格，與日本的韋伯研究味道不同，這一點饒有趣味。但是並沒有預示後來在美國大膽開展的韋伯研究（像是一九七五年創文社出版的《鐵之檻》）。

還讓我留下鮮明記憶的是井上光晴先生和木田實先生（本名山田吉彥）。我記得大概是到井上先生位於小金井的自宅訪問，我跟他談話時，他一直正襟危坐，臉上始終掛著很認真的表情應對我這個剛剛出道的新人。他的文章〈三十多歲作家的「近代化」內在〉是「近代化」主題特集（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號）中的一篇文章。也許是他剛從九州到東京不久的緣故，當時井上一本正經的作家樣子，以後再也沒機會看到了。

為了同一個特集，木田實先生提供給我們〈部落與東京〉的散文。因為他說原稿已經寫好了你來取吧，我就去了，但不是到他在八王子的家而是到伊勢崎。那是他寓居的家，裡面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女士和一個嬰兒。我本來打算當天就回東京，但是木田要我「無論如何住一晚」，我想在這種情況下編輯只能聽從作者的，於是變更了行程。

散文內容是著名的〈瘋狂部落〉的變奏，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亮點，但是因為刊登在嚴肅的《思想》上，所以他刻意加進了猥褻的言詞。晚飯吃的是木田實喜歡的東西—那位女士曾這樣說。牛肉切成薄片用油煎，吃這牛肉和喝加冰的威士忌，吃完一盤，馬上又給我們做新的。我們盡興地吃吃喝喝。喝醉了的木田實把嬰兒抱在膝上，嘟嘟囔囔地對他講著法語。木田好像感冒了。本來我很期待他說一些戰前在法國留學時的事情，但是他醉得睡著了。木田曾說他在日本有好幾處像這樣的「家」。

要求我們去取稿子的作者很多，以下的名字是日後與我在工作上有著深厚關係的作者：生松敬三、杉山忠平、見田宗介、山田慶兒、飯塚浩二、堀尾輝久、永原慶二、市川白弦、八杉龍一等等。

邀稿

進入岩波書店工作差不多一年後，一九六四年一月號的《思想》上刊登了我初次負責邀稿的文章：秋山清先生的〈俄國革命與大杉榮〉。因為我對無政府主義的主題感興趣，所以邀約秋山先生撰稿，但最感吃驚的反而是秋山先生。他對我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與馬克思主義和學術主義嚴肅論文並列的《思想》會向我邀稿。」O課長和K前輩也非常驚訝，但是他們一句抱怨也沒說。

接下來刊登的是我邀稿的藤澤令夫先生的作品。當時非正式地請了日高六郎先生和久野收先生擔任《思想》的顧問。某次久野建議以「論爭邏輯」為題向幾個人約稿，我覺得很有意思。不愧是久野收先生，實在令人佩服。他說這主題與思想、哲學有關，就讓我來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