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殘酷，越好賣
 
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驚異的事了。西方領袖總會在公開場合與微笑的孩童或歡慶的士兵站在一起，這個安排是要表達他們的支持。為什麼阿拉伯反抗軍不會有同樣的公關技巧？問題在於：戰地記者太快接受並發表反對派的殘酷事蹟。利比亞有個影響深遠的故事，說政府軍受命在反抗軍區大肆強暴婦女。有位利比亞心理學家，聲稱她在受反抗軍控制的地區發放了七萬份問卷，收回了其中六萬份。有二五九名女性主動表示她們被強暴，這位心理學家說她和其中一四○位做了訪談。
 
在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利比亞東部，能有這麼精準的統計，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她的故事沒有受到任何質疑，就這麼傳了出去，格達費之所以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個故事貢獻良多。數週後，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和聯合國委員會提出了報告，說這個故事的真實性無從考證，顯然不過是非常成功的宣傳手法，但這份報告幾乎完全被忽視了。另外一件事是，反抗軍炫耀八名政府士兵的屍體：他們說這些人試圖投奔反對勢力，而被他們自己那一方處死。之後，國際特赦組織找到一段影片，顯示這八個人在被反抗軍俘虜之後還活著，這些人顯然是被俘之後才被殺的，而他們的死，卻被算在親格達費的軍隊頭上。
 
連政府都帶頭說謊
 
一則好的殘酷故事有幾個要素，它應該要令人震驚，而且無法馬上確知真假。一九九○年有一則廣為流傳的報導，入侵的伊拉克士兵把幾個科威特嬰孩從醫院保溫箱丟出來，扔在地上等死。當時引發喧然大波，但後來證實目擊者是科威特駐華盛頓大使之女，這事就變得完全不可信了，因為她當時根本不在醫院裡。記者或許也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但他們很少能夠直接證明這些故事是假的。
 
他們也知道，新聞編輯並不想知道一則多采多姿的新聞故事可能是假的，尤其是在對手很樂意去跑這條新聞的時候。可以很簡單地把責任推給「戰爭迷霧」 ，確實，戰爭會牽涉到許多令人費解、瞬息萬變的事件，而這些報導無法被求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