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豎立在西門邊的急公好義坊、東門邊的黃氏節孝坊、台北府衙前的石獅子，都一起送作堆進駐新公園。原本座落城內中央的天后宮、千百戶家屋小店，更是難逃拆除命運，剩下散落的柱珠變成遊客的短凳。取而代之的是高高聳立的雪白將軍像。他，正是推動市區改正、下命拆毀天后宮的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

新文學小說家朱點人的〈秋信〉，塑造出主角斗文先生，演活了傳統漢文人不願面對新時代的心情。隱居鄉間數十年的斗文先生義憤到台北一看的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會址就在博物館所在地的新公園。這位先生一下火車，久逢故人的期待瞬間化為痛楚：

昔日的台北城址，已築了博覽會場，他的胸坎像著了一下鐵鎚，無力的落到椅上去……台北驛前的路上，人波浩浩蕩蕩的向著博物館推著，斗文先生像失了舵的孤舟，正不知道划到哪裡去好。台北的地理，早奪去他昔日的記憶……

景好移，情難轉，現代的力量像鐵鎚一下一下將故城敲毀，將舊文人愈敲愈扁，最後像隻掃帚將他們全掃進社會的邊緣，眼不見為淨。

新式教育出身的朱點人，寫出了斗文先生的悲壯，殖民政府以現代之名大行推動新市容，卻把台灣人留在看不見的邊緣。圓山公園和日本神道信仰緊密結合、新公園為了城中官舍而開，一旦遠離日本人的視線，公園似乎就不必了。

公園既是都市櫥窗，也潛藏無邊情欲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密集區大稻埕，在新公園開張二十年後，當地仕紳仍一直在報紙發表言論，努力請願要求設置公園。一九二七年台灣民報刊出〈台北公園的創設，望議員再努力〉，批評偌大的台北市區竟然只有一座新公園。一九三〇年，再刊登一篇投書〈台北市三大問題：第一街道、第二公園、第三市場〉，大稻埕的台灣人仍然只能繼續望穿秋水。

生活在遍地公園的現代都市，大概很難理解那種焦急和渴望。當時的人為什麼如此想要公園？因為曠大靜好的公園提供了散步的地方，自然的花草、清新的空氣可以調養身心。但潛藏在社論底下沒有明說的，是公園對於談情說愛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