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思想的核心中，與其展現僵化乾枯的忠誠，涉及的更是一種創造性的背叛跟無窮的越界，其從一開始便不斷地更新與革命思想本身。因此當我們試圖要在一個有別於法文的環境裡實踐這種不斷自我越界且越界一切事物的思想時，問題將變得非常危險與狡獪。我們應該去要求忠實於誕生在它自身的背叛與它自身越界中的思想嗎？這裡沒有任何辯證法的可能，因為這門哲學僅能被再生產於這種極端的條件下。簡言之，去解釋、評論這種思想是遠遠不夠的，相反的，必須去從事一種超越練習（exercice transcendant），其允許我們實踐這種哲學的就地經驗。
 
這是什麼經驗？一種思想的活體經驗。它首先在法語中被給予，然後現在將在中文中重複。問題並不在於這種獨特經驗是否可被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在於這種異者性（étrangéité）是否早已內在於作為思想基本元素的經驗裡面。以中文述說法國哲學將置身於雙重的異者性中，其中之一是思想本身的內在性條件，其不止息的自我解疆域化，另外之一則源自兩個不同世界的相遇，這是界限及域外條件。這裡較不涉及其中之一對另一的佔有，或者對已知事物的合法化，而是企圖在語言中召喚雙重的異者性，同時解疆域化思想與既有的語言。尼采曾說，古希臘的第一批哲學家就如同「去國家化的異者」（des étrangers dépaysés），即使到今天這仍然是哲學家的身分：我是異者。哲學家在自己國家中的「去國家化」並不只是地理學的，而且透過他們所述說的異者語言來定義。但這並不意謂他們只是說著有別於國人所認識的語言，因為哲學家就是那些述說自己母語卻如同是奇怪或異者語言的人。用德勒茲的話來說，就是在語言中發明新的語言。哲學家迫使他的語言重置於流變之中。他好像是異者化的土著（autochtone étranger），操作一種就地思想運動，一種母語的流變─異者（devenir-étranger）。因此，並不是從某一思想中攫取與另一思想共有的普遍性，也不是將它們共置於四不像的比較與會通之中。內在的異者性是哲學的基本元素之一。法國哲學毫無疑問是亞洲的異者，但並不只因為它是西方思想，而是因為它自身就誕生在自己的異者性裡，誕生在它自己的解疆域化作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