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在科學領域上的考古、權力遊戲及性別角色

二○○七年夏天，在一份日報上有篇短文，是有關某個死於三千五百年前之女性，引起我的注意。古埃及唯一的女法老王哈特謝普蘇特，有好幾天成為世界各地報紙專欄的焦點。根據她的DNA和牙齒，在開羅考古博物館內的木乃伊之中，有一尊被鑑定出就是這位博學的女統治者。在寫本書的過程中，她的故事具有偉大的象徵意義：死了很久且遭忘卻的女性，從遺忘中浮現。

在《蒙塵繆斯的微光》一書中，我介紹從古代，經啟蒙運動，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博學女性。透過她們，檢視最早女性的學習傳統，以及在歐洲科學史中女性所扮演的各種角色。我聚焦於現代科學出現之前，也就是早於居里夫人（一八六七～一九三四）很久的時期，當時自然科學依舊與哲學緊密聯繫在一起，而且還被稱做「自然哲學」。在哲學和科學中佔主導地位的，正是那些富裕又有閒的人。社會地位和性別，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被視為有能力運用他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資格出現在學術論壇上──譬如創立於中世紀的大學和後來創立於十七世紀的科學學會。

直到最近數十年為止，在學習的舞台上，男性一向扮演著關鍵角色。在古代，自然哲學被歸屬自由人的領域；然而在中世紀，乃屬於學者和教士；至於現代，則屬於紳士。除了繆斯的角色以外，還有什麼可讓女性利用的嗎？首先，為什麼我們應該對博學婦女、科學的考古、古代科學三者的歷史感到興趣？女性「最後」成功地在傳統上由男人佔盡優勢的領域中為她們自己清掃出空間，而且今天她們也積極參與了我們從科學來理解現實世界的過程。可是，這樣就足夠了嗎？

針對長期慢慢改變的文化結構──諸如科學、權力、性別的合流──進行研究，是很重要的，因為它能夠幫助我們了解，為何連結於這個三位一體（科學、權力、性別）的文化概念及實踐難以被辨認和改變。它們的根，在時間上，可以回溯至數千年以前，而且至今仍以某些形式在西方文化中繼續發揮其影響力。它們已深深嵌入我們的日常思考和社會結構裏，同時因為它們是如此地不證自明，所以已經變得幾乎視而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