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問題是，電訊讓我們成了方便性的受害者。對我的編輯來說，如果按下快速撥號鍵，記者就能隨傳隨到，那麼他很容易就會要求記者馬上去寫田鼠。因為這麼做實在太容易了。然而，如果這些編輯不得不花點力氣才追蹤得到他的寫作記者，而這個追蹤過程的不便性，假設會讓他經歷到要求記者寫作所造成不便性的百分之三，那麼這些編輯在打電話之前，就會多考慮一下了。在此我應該指出的是，如果自由工作者有一種罪行比「沒空」還大（對編輯說沒空，就像不斷追問編輯問題一樣，會惹惱他們），那就是在編輯委託你寫報導時經常說「不，謝了」。如果經常那麼做，他們就會完全不再與你連絡了。我的最佳解決之道，是熱情地把e-mail地址給每個人。我愛e-mail。如果編輯真的想要什麼東西，他們就得寫幾句話來要，這會讓他們的時間預算透支很多。但他們一時的不便，卻是我護城河裡救命的水。如今若說寫e-mail稍微帶點悠閒的味道，那是因為人家希望我們回覆得比手機留言或傳簡訊稍慢一點。
 
濫用方便性，助長了我們與手機的愛憎關係。在我不使用手機的這幾年，朋友用盡各種詞彙對我一再侮辱，包括慢性子、失敗者、怪胎、好命人，以及最後問道：「天曉得你怎麼認為自己擺脫得了這個？」麻省理工學院「勒梅森發明指數」（Lemelson Invention Index）的調查就不斷指出，手機是我們最痛恨的現代工具。勒梅森調查說，人們不喜歡手機，是因為「他們覺得被手機綁住了，要不就是覺得別人使用手機不當而感到困擾」。不過，當然，對我們自己來說，無論何時，只要自己覺得方便，就能隨意打手機給別人，倒是沒什麼不好的。但是我對我太太這麼做的時候，卻覺得有點罪惡感。她成功地實施了手機門禁制度，也就是除非她想打給某人，或特別在等某通電話，其他時候她一律關機。她這麼做一直都很順利，只有當我突然覺得有事要跟她商量，卻發現她沒有開機時，我就會發一頓因手機引起的典型小脾氣，在留言裡面對她吼道，「如果你不開手機，那帶著這個鬼東西在身上幹嘛？」當然，我們會為此大吵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