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民主以各種形式出現，各種形式民主的“無效性”也有程度之分。為評定民主有多少種形式，我關注了近代世界上存在過的所有民主。讀民主史時，人們很快發現這些歷史主要集中於少數幾個國家的經驗當中：古希臘、英國、美國和法國。的確，一本關於民主的美國讀物這樣勾勒民主的傳承歷史：由希臘開始，經過英國，在美國—“新雅典”達到其頂峰。這樣的描述不僅是民族中心主義的，簡直就是不準確的。歐洲人同樣視主宰了他們歷史的兩個背道而馳的經驗—由英國發展來的君主立憲制和由法國大革命引進的共和制為通向民主的最早路徑，而忽視了這樣一個尷尬的事實：拉丁美洲代議制的試驗先於歐洲大部分國家。因此，如果我們要理解民主是甚麼，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都做些甚麼，我們需要進行更全面的觀察。正如Markoff（1999: 661）所說，“不是每一樣東西都首先在大國發生。”

我在全世界尋找的“民主傳統”（Sen 2003）的結果幾乎乏善可陳。雖然人們很容易在古代印度1、中世紀冰島或者殖民前的南非發現民主的因素，但是要說這些地方的現代政治，歸功於它們的政治傳統，則甚為牽強。事實上，現代希臘民主與古代希臘民主是沒有關聯的。英國君主立憲制對現代希臘政治史的影響比雅典更大。我認為發現民主本土根源背後的政治動機，是使民主看上去少些“西方創造物”的樣子。特別是由於“民主”一詞，被美帝國主義者在遠征中，當作工具使用而受到玷污，真實可靠的本土性，可以為民主帶來新的活力。儘管如此，代議制是宗主國家的出口品，或者說至多是在20 世紀不同階段獨立的大多數國家的舶來品：即使是那些政治制度萌生未受外國支配的國家，代議制亦是以當時世界上存在的政治制度為藍本設計的。制度選擇的所有組成部分是世界遺產，不是地方傳統。雖然創新的確也發生，但是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周圍地區。雖然一些人認為印度的1950 年憲法是基於其鄉村自治委員會的制度傳統之上，但這一制度最終“更多向歐美看齊，而非印度先例”（Guha 2007:119）。雖然如此，後來者的民主經驗並不遜色，亦因此是個豐富的資料來源。我的第二個目的是通過將視線擴大到整個世界，把民主史的研究從種族主義偏見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