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理想社會的公民，應該擁有不被牽引、不被騷擾的獨立性。但是我回顧自己的一生，青年時代是滿耳滿眼的階級鬥爭宣傳，中年時代是滿耳滿眼的輸贏競爭故事，現在是滿耳滿眼的低級民粹笑鬧。這一切都是強加的，直接的強加者，就是傳媒。
 
久而久之，傳媒所製造的一個個社會熱點，成了民眾的一所所學校，一門門課程。結果如何，自不待言。
 
第三個機制性原因，是對輿論道義的包攬。
 
這就碰撞到精神價值層面了，其間的負面作用更為顯著。
 
傳媒很喜歡把自己打扮成「亞法庭」、「亞教堂」、「亞裁判」，被廣大民眾企盼、等待。有些傳媒為了顯示這種功能，還會隨意尋找批判目標，而受害者永遠不是他們的對手。傳媒當然也有可能遭到法律起訴或同行異議，但那只是偶爾受挫，他們會以更密集的言論、更持久的背向，讓受害者永遠是受害者。
 
多數傳媒人士即使沒有害人的故意，卻也沒有經歷過系統的品德修煉，更沒有思考過如何避免傳媒「輕於大道，重於大聲」的惡習。因此，他們大多隨波逐流、同聲附和。尤其是現代，傳媒獲得了新技術的強大支撐，帶動著以前無法想像的巨額資金和權勢博弈，更容易失去道義底線。在很多傳媒人士看來，輿論道義全在手上，升沉榮辱只憑操作，左右逢源皆是生意，推波助瀾即成潮流。
 
四
 
面對這種潮流，我知之頗深卻無力改變，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距離。而且，隨著年齡增長，離得越來越遠，現在已明確決定「阻隔」。
 
我不管在海內外哪個地方演講，總是告訴邀請者，不必考慮報酬，但絕對不能讓傳媒報導。傳媒本身也不斷地在邀請我，但是，在我決定「阻隔」後，不管他們托請了我的生死之交，還是許諾每次出場都願意支付高出我十年薪水的巨額報酬，我也沒有點頭。
 
這對我很不容易，因為我本來極有可能成為「傳媒達人」。
 
大家記得，過去中央電視臺、香港鳳凰衛視的相關節目只要由我主導，總能創造令人滿意的收視率；我由於始終擔任每一屆「世界大學生辯論賽」的「現場總講評」，被海外傳媒人稱為「最善於在傳媒講話的華人」。
 
為此，我曾一次次自問：如果我進得傳媒呼風喚雨，能不能爭取到一些比較樂觀的可能？
 
結論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