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這些評論家正在假設這些電影就是港人的心理寫照，他們其實正在假設現實與電影內容有着一種必然的因果關係。例如，李焯桃認為《衝鋒隊怒火街頭》（1996）和《飛虎》（1996）等港產片正好道出香港在1996年的處境，亦為九七之後的未來作出正面的展望。1 張建德亦有類似的感覺，他引述朗天2 為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撰寫的文章，指出1997 年徐克監製的動畫《小倩》，寓意港人面對九七危機種種態度。例如，他說《小倩》不願意進入輪迴之門，象徵香港人放棄移民，願意恢復原本的港人身份。3

此時大多數的評論，都以一個較負面的角度看香港的回歸及電影的寓意。就算電影假設受殖者的身份會得到改變屬於好事，但九七危機依然被描述為一種暗湧。這些評論文章就算較為正面樂觀，都對歷史和現況帶有疑問。評論有時涉及香港的轉變是否可能，以及實際上如何發生。

我想，如果我們多加明白電影如何引導觀眾解讀及／或重新解讀電影中的九七危機，是否比探究觀眾如何感懷身世或認同這些轉變更有趣呢？由於這些評論的前設都是「先驗」（apriori）的，即是沒有根據觀察和實證（empirical）而言，所以這些評論中關於特定的觀影反應之言，實在未經驗證。例如，觀眾的觀感乃由評論的內容決定。這種評論方式，可能帶出更多疑問。究竟電影的寫實再現效果與觀眾的理解是否必然絕對一致？這些評論有沒有排除電影寫實的內容與觀眾的觀感可以不同呢？究竟關於危機的電影可否給予觀眾希望和快感？要是不可以，為何觀眾會長時間地喜歡呢？我將於本書稍後的章節中，探討香港電影如何透過借用黑色電影的元素，營造一種特別的觀影快感。電影在過程中，涉及引導觀眾重新理解及協商香港主體身份的危機。下面將更詳盡地分析各方評論，以便往後進一步帶出我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