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好些關於《投奔怒海》（許鞍華，1982）4 和《喋血街頭》（吳宇森，1990）的電影評論都關注其象徵意義。文章指出觀眾如何在情緒上間接被引導去回應當時兩件大事──《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及「六四事件」。李焯桃認為電影中關於越南解放後的情況，乃是香港九七回歸的比喻。他說：「……許鞍華的進路就是要自然地透過香港的事務流露中國的實況──中國元素。《投奔怒海》的象徵手法容許電影於八十年代初，逃過了電影審查，道出香港人的集體恐懼。」5

其他學者如梁秉鈞和雅倫斯（Patricia Brett Erens）亦關注此電影對香港電影未來的寓意。雅倫斯認為觀眾看到電影當年所描繪的越南，便能想像將來香港在共產政權管治下的際遇。6 梁進一步解釋《投奔怒海》的象徵意義。他認為《中英聯合聲明》於1984年簽署及香港於1997年回歸期間，香港電影都用象徵手法描述港人對不可知的未來深感不安，並且把複雜的、不可名狀的感覺，藉着電影故事表達出來。《投奔怒海》在八十年代初，由左派的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製作，本意為配合當年中國的外交政策，旨在批判河內政府。結果計劃落在導演許鞍華和編劇邱剛健手中，便蛻變為一部表達人民在獨裁國家治下的苦況的電影。7

史荊椏（Julian Stringer）描述《投奔怒海》為「自覺的政治景觀和公共事件」。8 西方批評家認為《投奔怒海》實在「華麗而庸俗地揭露共產黨的野蠻和虛偽」，9 他卻指出電影只是導演突出「社會和政治主題」10 的媒體，有意識地分享一個政治景觀。可是，他卻沒有清楚說明觀眾可以怎樣「自覺」這種政治景觀。

《喋血街頭》在斯泰恩璀蕥（Steintrager）筆下也是充滿比喻的色彩，他認為吳宇森導演把內心情感間接地表達出來。他說：「使用動作片探討在大屠殺後留下的心理傷痕是荒謬甚至猥褻的。循此路向分析下去，可知研究大屠殺的理論家，多否定電影文本在再現現實之下可以紀實。或許正因如此，吳宇森選擇作出比喻，因為這樣比較間接。可是越戰之後，以《喋血街頭》為例，我們可知逃避大型的暴力場面是不可能的。《喋血街頭》可能有助觀眾排遣港人對天安門事件的恐懼和憂慮……」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