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形象有些滑稽，但朱點人對斗文是抱持同情的。並藉由斗文北上參觀「始政四十周年台灣博覽會」在故地迷航與諸多的不快、戰慄，諷刺殖民進步假面下的暴力性。只是說到底，斗文仍是新知識人形構的落後於時代的傳統文人，並在後來定型成為我們對傳統文人的刻板印象。事實上，正如黃美娥在《重層現代性鏡像》指出的，在日本時代這樣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傳統文人並非僅是抱殘守缺，而是與新知識分子一樣，也追求文明的脈動，回應他同樣無可迴避的新時代與殖民地情境。
 
除了黃美娥在研究中列舉的《台灣日日新報》漢文部的魏清德、櫟社的王石鵬等，我們可以看看楊宜綠的例子。今天楊宜綠也許不是那麼知名，但他的長子即是一九三○年代與李張瑞、林修二等結成高舉超現實主義之大纛的「風車詩社」的楊熾昌。
 
一八七七年生的楊宜綠，有著舊式的字（天健）與號（痴玉），也與他那一輩的傳統文人乃至斗文先生有著類似的經歷：改隸後的1897年與連橫、陳瘦雲等人重振「浪吟詩社」，一九○六年參與「南社」創立。是否參加揚文會則未可知。但楊宜綠畢竟走上稍稍不同的路。一九一五年，他與摯友謝國文同道赴日深造
 
，並帶著年僅8歲的小楊熾昌同行。返台後，楊宜綠任職《台南新報》漢文欄記者，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台南支部活動。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楊宜綠亦擔任由連溫卿、王敏川主導的左傾之新文協的台南州中央委員。一九二八年，台南發生了一件大事。為紀念昭和天皇登基，台南州廳欲徵收大南門外公共墓地建設綜合運動場而引發眾憤，史稱「台南墓地事件」。時任記者的楊宜綠曾在《台南新報》為文批判。當抗爭層級升高，陸續發生暴力行為、潑糞、州廳塗鴉事件，新文協成員被指為重要嫌疑者。連溫卿、王敏川、洪石柱等被捕，楊宜綠亦被控煽動群眾的匿名信乃出自他的手筆，因而入獄十月。該年份的《台南新報》今已不存，但翻閱《台灣日日新報》仍可見幾則相關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