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畢業後的五年間我曾待過《中國時報》，跑過台中港區的地方新聞，也跑過省政府和省議會，省政新聞是獨裁時代台灣的新聞重心。隨後在七九年到日本京都大學念了兩年書，從此留在日本，很幸運地短時間內接了《台灣日報》的第一號駐日特派員。當時的台灣還在戒嚴時期，《台灣日報》是軍方的「旁系」報紙，投資者是「黎明基金會」，為戒嚴令下的政府「宣導政令」是主要目的，當然也就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花錢派一位駐日特派員也在所不惜。
 
《台灣日報》做了十四年後，台灣解除戒嚴令，各種自由發言的媒體如雨後春筍，《台灣日報》也就玩不下去，最終在九六年宣布停刊。這時我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留在日本，另一是搬回台灣再找頭路，這是我人生中初次失業危機。可是上帝並未拋棄我，當年十月，已是台灣第一大報的《自由時報》聘我為該報第一號駐日特派員，就這樣做了二十一年，直到二○一七年年底轉換跑道到民視，也是他們的第一號駐日特派員。轉到電視新聞工作，面對嶄新的環境，電視台和報社的記者雖然都在採訪新聞，但表現的平台完全不同；對我來說，這應該是人生的最後挑戰，也是一個新的學習開始。
 
我一直以新聞界的「萬年二等兵」，一生在新聞工作的最前線作戰而自豪，而且也拿麥克阿瑟相比，以老兵自稱。其實說穿了可能是我的能力不夠，始終未被報社長官欣賞，當然就無法往上爬，因此只能乖乖做二等兵，甚至連一等兵也升不上去。但這正好也是我所夢寐以求的生活方式，正如前文所言，我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討厭過著有人盯著我的「監視器」日子，更不想被鎖在辦公室。因此，不論我是一個真正有價值的新聞界老兵，或者是一個根本沒有能力往上爬的無能萬年地方記者，都是我所追求最理想的人生方式。
 
在駐日的四十年新聞採訪工作中，我從台日斷交以來的第一任駐日代表馬樹禮，一直看到目前的第十二任代表謝長廷；非常清楚哪位駐日代表為台灣做了什麼事，也清楚哪位代表只是來日本度假。另一方面，我也從日本的昭和，經過平成，進入目前的令和時代。
 
在漫長的四十年歲月當中，我目睹日本發生許多重大事件，也親自前往現場採訪，如果我以「台日四十年現代史的目擊者」而自豪，這應該也不是自我「膨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