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維愷在密西根大學等於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在哈佛大學的地位一樣。費維愷主要研究中國現代經濟史，最早博士論文是研究招商局的，講中國早期工業化與官僚制度的關係。當時學界公認費維愷是費正清最好的學生。我原來跟費維愷在哈佛大學就有聯繫，不過並不特別熟，他知道我的學問怎麼回事。在密西根大學，他教近代史，我教古代史。
 
在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我們叫費維愷「小費」。「老費」是費正清。「小費」是幫我忙的，他有錢。我寫《漢代貿易與擴張》的過程需要俄文研究，他就出錢請俄國人幫我將俄文翻譯成英文。這需要學校有錢支援，個人出不起這筆錢。所以，他對我寫這本書是有幫助的，當然不是因為私人關係。
 
費維愷的太太梅儀慈是中國人，她是梅光迪的女兒。梅儀慈是念美國史的博士，也寫過書，在密西根大學兼課，她能講中文。我和費維愷在密西根大學交往多一點。美國的交往都是有限的，沒有忽然之間到人家家裡串門聊天的事情。他常常請客，也請我們去。我偶爾請客，也請他們。他人很好。我離開密西根到哈佛以後，還跟他們保持聯繫。
 
後記   ⊙李懷宇
 
二○○七年深秋，我初到美國，便前往普林斯頓訪問余英時先生，一見如故，相談甚歡。那時我是文化記者，以訪問知識人為志業，發願遍訪視野所及的名家。在訪問余先生之前，我已將當年能找到的余先生著作讀過。初次面談，余先生的學問和思想深深地震撼了我；而在進一步接觸後，余先生的胸襟和見識更使我如沐春風。我看見余英時著作之外更為廣闊的世界，便提出深入訪問的願望，余先生一諾無辭地答應。當時我和其他旅美學人有約，因此暫別余先生前往美東各地採訪，受訪學人多為余先生的朋友，笑談中又開闊了我的視野。隨後我再赴普林斯頓盤桓多日，前後和余先生暢談了五天三夜。
 
從美國回到廣州後，我將此行訪問內容寫成《知人論世：旅美十二家》（允晨文化二○一二年四月版）。此書首篇《余英時：知人論世》一萬多字，只是我們暢談的冰山一角。我將余先生談話整理成《余英時談話錄》，不斷擴充，先後三稿，寄回給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