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七年至二○二一年，我和余先生大約每週通一次電話。余先生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我們總是有話可聊。起初那一兩年，余先生喜歡在電話結束時說：「謝謝你打電話來。」最近這一兩年，余先生喜歡說：「現在能和老朋友聊聊天，就很開心。」而疫情發生後，余先生常常在通話結束前說：「我們都很好，你放心好了！」這也是余先生和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余先生初次見面時稱我「先生」，談後送著作時稱「兄」，後來給我寫書法則稱「老弟」。我曾以此寫了《從先生到老弟》一文，感慨中國傳統文化中富於人情味的一面，雖經千年風霜而綿綿不絕。二○一八年夏天和二○一九年夏天，我有幸重訪普林斯頓。每次住一週，通常是每天下午和余先生在客廳聊天。在普林斯頓，我受到余師母陳淑平女士無微不至的照顧。有一次，余先生說：「現在年歲愈高，愈覺人間最難得的是親情和友情，其他皆為浮雲過眼，不足掛懷。」
 
在余英時的世界裡，他常常和古今人物對話。他研究朱熹、王陽明、方以智、戴震與章學誠等先賢，是根據大量可信的證據來重構他們的歷史世界，希望使讀者置身其間，彷彿見到歷史人物在發表種種議論，進行種種活動。在近人中，胡適先生對科學、民主、自由、容忍的看法，錢穆先生對歷史深抱的溫情與敬意，陳寅恪先生堅信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余先生深有共鳴。
 
二○二一年八月一日，余先生隱入歷史。黃進興先生和廖志峰兄共同建議，將《余英時談話錄》出版。如今的《余英時談話錄》只是談話的一部份，意在補充《余英時回憶錄》哈佛大學博士畢業以後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余先生博大如海，而《余英時談話錄》中所談是因我所問，不免受我的學識所限。
 
余先生和我天南地北暢談，我所受教益無窮。在余先生仙逝後，我的心情極為沉痛，久久無法提筆。黃進興先生和廖志峰兄多年來一直關心我對余先生的訪問，不斷寬慰和鼓勵我，使我在心情稍微平靜後，重尋心史，寫了一部《余英時訪問記》。我們商量將《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談話錄》、《余英時訪問記》形成三部曲，謹以紀念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