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摘錄）
 
一、前言
 
在1995年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健保）之前，台灣民眾即有「逛醫師」的看診行為（張苙雲1998）。健保實施後，由於掛號和醫藥僅需負擔部分費用，提高了民眾到大醫院或醫學中心看診、接受治療、住院的意願。如同圖1-1所示，民眾看診和住院治療的次數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快速增加，成長曲線幾乎未曾下降。只有在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疫情爆發期間，民眾因為擔心被感染，減少求醫就診，使得當年門診量大幅下降。另外，2005年健保調漲民眾部分負擔的比例後，門診人次也連續兩年下降（許績天等2011）。2018年全台門診達到1億1千多萬人次，住院人數約為350多萬人次。求診和住院人數持續增加，意味著醫護人員要承受不斷升高的工作量及身心壓力。
 
在資本主義制度逐漸深化的台灣，階級結構日趨普羅化，愈來愈高比例的勞動者屬於受僱身分，「呷頭路」成為主要的謀生方式（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即使是擁有知識和技術專業的醫護人員也不例外。健保實施後，小醫院逐漸被合併或關閉，醫院的總家數持續減少（圖1-1），醫院呈現明顯的集中化與大型化。如果僅計算醫院聘僱的醫護人員，1994年時，醫師（西醫、中醫、牙醫）有16,672人，護理師及護士合計45,108人；至2018年時，受僱於醫院的醫師及護理人員分別增加到33,069人及112,379人（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