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摘錄)
一、前言
在1995年開始實施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健保)之前,台灣民眾即有「逛醫師」的看診行為(張苙雲1998)。健保實施後,由於掛號和醫藥僅需負擔部分費用,提高了民眾到大醫院或醫學中心看診、接受治療、住院的意願。如同圖1-1所示,民眾看診和住院治療的次數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快速增加,成長曲線幾乎未曾下降。只有在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疫情爆發期間,民眾因為擔心被感染,減少求醫就診,使得當年門診量大幅下降。另外,2005年健保調漲民眾部分負擔的比例後,門診人次也連續兩年下降(許績天等2011)。2018年全台門診達到1億1千多萬人次,住院人數約為350多萬人次。求診和住院人數持續增加,意味著醫護人員要承受不斷升高的工作量及身心壓力。
在資本主義制度逐漸深化的台灣,階級結構日趨普羅化,愈來愈高比例的勞動者屬於受僱身分,「呷頭路」成為主要的謀生方式(行政院主計總處2015),即使是擁有知識和技術專業的醫護人員也不例外。健保實施後,小醫院逐漸被合併或關閉,醫院的總家數持續減少(圖1-1),醫院呈現明顯的集中化與大型化。如果僅計算醫院聘僱的醫護人員,1994年時,醫師(西醫、中醫、牙醫)有16,672人,護理師及護士合計45,108人;至2018年時,受僱於醫院的醫師及護理人員分別增加到33,069人及112,379人(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