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理論性的參與取徑，來自興趣環繞著溝通實作、協力和實用主義的理論家。這些不是截然不同的視角，而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形成建議的共同承諾的變體。它們根植於居民參與，也代表了對「全盤理性模型」（及它的「知識來自發現而非建構」的信念）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脫離，後者在1970年代興起，以回應當時的社會與經濟動盪。當時普遍的民主動力鼓勵居民有更大的參與，在學術界導致質疑規劃過程的反民主傾向，亦即技術分析和工具理性――從而就是專家――優於在地知識和普通居民。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規劃理論也受到攻擊，因為它執著於階級鬥爭，卻對民主參與漠不關心。許多理論家認識到，規劃要有效，規劃者就必須有更多政治性投入，但不是以對抗方式為之。規劃者得說服其他人他們的建議有用，同時與非規劃者一同推進計畫和提案。這些理論家承認，僅靠分析上的老練，在政治上很難令人信服。對他們來說，溝通是有效規劃的關鍵。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規劃者必須更擅長與他人交談和傾聽。約翰．佛雷斯特便寫道，「先說出來，才能做到。」
 
這些理論家中，有許多深受哈伯瑪斯作品的影響，尤其是他有關溝通理性和國家與公共領域之關係的著述。哈伯瑪斯相信，必須透過言說行動來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一同交談是任何集體行動承諾的基本前奏。他也比較沒那麼樂觀的假定，科學理性主義太容易動搖，並且重新導向非進步的、非自由主義的結果。溝通理性使得自覺、自主的主體必然被一個投入互為主體溝通的主體所取代。它成就的相互理解，將會帶著事實的、情緒的、道德的與美學的關切而串接起來，也將產生糾正錯誤資訊的機會。如此說來，哈伯瑪斯同時拋棄了與科學相關的工具理性，以及伴隨權力政治的策略理性。非強制的審議和互為主體的知識將是基礎，藉此轉變公共領域，帶來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在其中，人們能夠找到可以接受的方式，一起行動以實現共同利益。要做到這件事，人必須盡力達致理想的言說，也就是容易理解的、真誠的、正當的、準確的言說。事實上，溝通理性要求審議式民主來取得其正當性。這是「理想」溝通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