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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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理論性的參與取徑,來自興趣環繞著溝通實作、協力和實用主義的理論家。這些不是截然不同的視角,而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形成建議的共同承諾的變體。它們根植於居民參與,也代表了對「全盤理性模型」(及它的「知識來自發現而非建構」的信念)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脫離,後者在1970年代興起,以回應當時的社會與經濟動盪。當時普遍的民主動力鼓勵居民有更大的參與,在學術界導致質疑規劃過程的反民主傾向,亦即技術分析和工具理性――從而就是專家――優於在地知識和普通居民。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規劃理論也受到攻擊,因為它執著於階級鬥爭,卻對民主參與漠不關心。許多理論家認識到,規劃要有效,規劃者就必須有更多政治性投入,但不是以對抗方式為之。規劃者得說服其他人他們的建議有用,同時與非規劃者一同推進計畫和提案。這些理論家承認,僅靠分析上的老練,在政治上很難令人信服。對他們來說,溝通是有效規劃的關鍵。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規劃者必須更擅長與他人交談和傾聽。約翰.佛雷斯特便寫道,「先說出來,才能做到。」
 
這些理論家中,有許多深受哈伯瑪斯作品的影響,尤其是他有關溝通理性和國家與公共領域之關係的著述。哈伯瑪斯相信,必須透過言說行動來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一同交談是任何集體行動承諾的基本前奏。他也比較沒那麼樂觀的假定,科學理性主義太容易動搖,並且重新導向非進步的、非自由主義的結果。溝通理性使得自覺、自主的主體必然被一個投入互為主體溝通的主體所取代。它成就的相互理解,將會帶著事實的、情緒的、道德的與美學的關切而串接起來,也將產生糾正錯誤資訊的機會。如此說來,哈伯瑪斯同時拋棄了與科學相關的工具理性,以及伴隨權力政治的策略理性。非強制的審議和互為主體的知識將是基礎,藉此轉變公共領域,帶來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在其中,人們能夠找到可以接受的方式,一起行動以實現共同利益。要做到這件事,人必須盡力達致理想的言說,也就是容易理解的、真誠的、正當的、準確的言說。事實上,溝通理性要求審議式民主來取得其正當性。這是「理想」溝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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