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劃理論的進階導引

　　都市設計、公共行政、組織管理
　　借鑒不同領域的經驗，以社科及哲學視角反思「理性」！

　　從都市計畫到參與式民主
　　公民投身政策規劃的第一本指南

　　我們每天都在規劃（planning）。從處理日常庶務、進修，到安排出國旅遊，生活中的規劃無所不在。然而，若從個人層次上升到組織、企業或政府的層次，情況就截然不同了。規劃是什麼？它有哪些特質？尤其，規劃與政治的關係又是什麼？

　　在規劃一件事情時，我們通常需要充分掌握資訊，才能夠對目標與程序進行安排。國家在規劃政策時看似也是如此。為此，規劃常被當作具有全盤的理性。然而，問題在於，政策的執行總是涉及「人」，這使得價值觀差異與倫理的問題無可迴避。例如，都市更新由於涉及土地徵收，我們不可能讓規劃完全出於政府的一己之意，而輕忽居民的意見。由此可知，在政策規劃的領域中，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面向不可或缺。

　　更重要的是，除了政府帶頭、由上而下施行的規劃之外，作為公民社會的一員，每個人其實都能憑藉自身的專業知識，提出更好的計劃方案，以便為弱勢群體倡議乃至於培力。近期台灣的路權運動者，與體制內力量合作的道路改善方案，即為一個明證。總之，規劃可以草根化，融入審議、參與、民主的要素，進而讓我們居住的空間，更朝著「正義城市」邁進一步。

　　佳句摘錄

　　☆規劃管理學
　　▌應該將不確定性當成一項要考慮的條件來做規劃。

　　▌規劃者不應該只是實質規劃領域的專家；他們也應該能創造解決問題的辦法、利用機會、與非規劃者合作以便就該做的事情達成共識。理論家提出，要做到這點，實務工作者需要反思自己是如何做計畫的；這是規劃能變得有效、公正且民主的唯一方式。規劃理論的目標之一，正是指導實作。

　　▌五項與成功的計畫實施高度相關的要素：計畫的品質、規劃機構的能力、專案尺度、開發商與顧問的行動，以及規劃者與開發商互動的品質。

　　▌群眾教育和社會學習是反叛的核心，而且，「在日常基礎上，鬥爭活動圍繞著交談、對話、說服、協商」。[...]一張基進規劃者可以貢獻事物的清單：對現狀的批判、轉型式解決方案的技術改良、策略性倡議的通用智識，以及過去採取類似行動的知識。

　　☆規劃的政治經濟學
　　▌政策制定的世界裡沒有全盤理性模型。相反，政策制定者往往「勉強過關」（muddled through）：決策是漸進式而非概要式的。

　　▌在一個理想世界中，規劃者只參與事物的管理。他們面對的所有問題，都是技術問題，逃離了政治貪腐。但這種命運不在他們能夠企及的範圍。這[種想法]不僅不現實，道德上也有問題。規劃者的目的是傳達城市如何改變的特殊理解，並推薦應對辦法。要這麼做，需要超越數據，超出課題的事實。這需要察覺到人們看重什麼、他們想要如何生活在一起。這要求規劃者置身於世界之中，而非在外旁觀。

　　▌1950和1960年代的社會動亂顯示，奠基於專業知能之理性的規劃與政策制定是不民主的，它主要用來服務掌權者的技術需要。簡言之，這個模型不僅行不通，還道德破產，也沒察覺到自身的政治[...]這催生了辯護式規劃（advocacy planning）的提議，根據它的主要倡議者保羅．大衛朵夫，規劃者要與國家以外的群體結盟。

　　▌海耶克厭惡的不是規劃本身，而是國家與集中式規劃，它體現了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對他來說，地方規劃（local planning）也就是所謂的城鎮規劃或土地利用規劃，並不會對個體自由與市場的恰當運作造成類似威脅。

　　▌反叛[式]規劃者承擔三項任務：揭露、提議和政治化。

　　☆規劃的哲學
　　▌理性模型假設規劃者擁有無限能力去吸收資訊、計算數據，並解釋結果。恰恰相反[…]所有規劃者──實際上是所有人──具備的都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經驗、價值與主體位置在認知探究中不會歪曲事實：相反，它們是追尋真理的工具。

　　▌規劃就是選擇，建立不同利益與群體之間的聯盟，動搖或是加強權力、資源、機會、甚至地位的差異。

　　▌開處方包含規劃者的倫理與道德責任，以及他們的意識形態信念。它直抵規劃的政治核心。[...]事實不會為自己說話，但處方一定是出自於知識。

　　▌理論正當化了實作。[...]當理論立足於且出自實作，它讓每個人更好地理解他們在做什麼。

本書特色

　　●「規劃」無所不在，從政府組織、公司、社會企業到NGO，行動皆是以規劃為基礎，然而卻鮮少受到討論。本書正是台灣首本專門以「規劃」為主題探討的書籍。

　　●跨學科的旁徵博引，人文地理、空間規劃、社會組織、公共政策、應用倫理學、科技與社會研究等次領域的重要概念與相關討論，均收錄於此書。

　　●從計畫經濟引起的左翼／右翼論述之爭，對國家角色進行全面反思，也汲取都市社會運動的經驗，反省規劃專家與常民關係的多面性。

專業推薦

　　吳澤玫（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周素卿（台灣大學地理系教授）
　　顏亮一（輔仁大學景觀設計研究所教授）
　　（按姓氏筆畫排序）

　　作者將許多規劃理論的分支編織進一個融貫的整體。此書既深入淺出，又博學多聞，對於想學習這門領域的任何人來說，這是一本理想的導論。──Susan S. Fainstein（《正義城市》作者、哈佛大學都市規劃與設計研究所教授）

　　一如以往的清晰，作者關於規劃理論的知識堪稱百科全書，因此他才對於規劃實作提出耳目一新的觀點。他徹底翻轉了傳統的規劃理論，
　　並真正地把規劃者與規劃組織擺在此書的核心。有志於規劃者務必將此書擺在書架上。──Yvonne Rydin（倫敦大學學院Bartlett規劃學院教授、規劃環境與公共政策主席）

　　高超的綜合，掃遍各種與規劃有關的討論，範圍廣泛、甚至可以說全面。作者為規劃（者）舉了一面鏡子，讓他們可以從綜覽的方式參透：規劃是如何作為道德與學術良心的領域。為了理解對於規劃者來說，有什麼重要的關鍵，入門者、實踐者與理論家都需要閱讀這本書。──Robert W. Lake（羅格斯大學都市規劃與政策系教授）

　　精心挑選了規劃理論中最具代表性的聲音，可說是究極的導引之書，去除了這些理論的神秘面紗。對於認識、參與、開處方、執行，作者描繪了相關理論的地圖之輪廓，進而為不同的讀者鋪好了，解讀規劃理論的本質與能耐的道路。──Davide Ponzini（米蘭理工大學建築與城市研究系教授）

　　針對規劃實作的領域中，規劃如何被看待，本書做出了批判性的回顧：在規劃中，知識如何獲得、如何有效；人類（與非人類）如何參與規劃；規劃的規範性目標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寫入處方；規劃如何正式執行。作者栩栩如生地報導了規劃理論的眾多派別，也介紹了諸多讓理論與實務得以銜接的洞見，以上種種，都使得這本書既有學術價值，亦受到第一線現場人員的青睞。──Raine Mantysalo（芬蘭Aalto University建築環境系系主任、空間規劃與交通工程教授）
 

作者簡介

羅伯特．波雷加德（Robert A. Beauregard）

　　哥倫比亞大學「建築、規劃與保育研究所」（GSAPP）的都市規劃教授。 他是都市規劃博士班小組委員會主席，教導規劃理論、城市重建政策、社會理論與知識論等課程。 他擁有康乃爾大學都市與區域規劃的博士學位，並擁有羅德島設計學院（RISD）的建築學位。 他曾在匹茲堡大學新學院（New School）和羅格斯大學任教，並曾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赫爾辛基理工大學的客座教授。此外，Beauregard是赫爾辛基大學社會政策系的教授級講師，並曾任倫敦國王學院地理系的兼任客座教授。

　　他的興趣主要在於美國的都市規劃和都市化，在《衰落之聲：美國城市的戰後命運》（Voices of Decline: The Postwar Fate of US Cities）這份經驗研究中，他特別關懷工業城市的興衰脈絡。近期著作則包括《規劃很重要：與事物一起行動》（Planning Matter: Acting with Things）和《當美國成為郊區》（When America Became Suburban），還有與Laura Lieto合編的《物質世界的規劃》（Planning for a Material World）。他正著手的作品則是《曖昧的成就：都會生活的矛盾》（Ambiguous Achievement: The Contradictions of Urban Life），此書整合了ANT（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角，也揉合了新唯物主義（new materialism）。

譯者簡介

錢伊玲

　　同濟大學風景園林學碩士。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更理論性的參與取徑，來自興趣環繞著溝通實作、協力和實用主義的理論家。這些不是截然不同的視角，而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形成建議的共同承諾的變體。它們根植於居民參與，也代表了對「全盤理性模型」（及它的「知識來自發現而非建構」的信念）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脫離，後者在1970年代興起，以回應當時的社會與經濟動盪。當時普遍的民主動力鼓勵居民有更大的參與，在學術界導致質疑規劃過程的反民主傾向，亦即技術分析和工具理性――從而就是專家――優於在地知識和普通居民。立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規劃理論也受到攻擊，因為它執著於階級鬥爭，卻對民主參與漠不關心。許多理論家認識到，規劃要有效，規劃者就必須有更多政治性投入，但不是以對抗方式為之。規劃者得說服其他人他們的建議有用，同時與非規劃者一同推進計畫和提案。這些理論家承認，僅靠分析上的老練，在政治上很難令人信服。對他們來說，溝通是有效規劃的關鍵。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規劃者必須更擅長與他人交談和傾聽。約翰．佛雷斯特便寫道，「先說出來，才能做到。」
 
這些理論家中，有許多深受哈伯瑪斯作品的影響，尤其是他有關溝通理性和國家與公共領域之關係的著述。哈伯瑪斯相信，必須透過言說行動來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一同交談是任何集體行動承諾的基本前奏。他也比較沒那麼樂觀的假定，科學理性主義太容易動搖，並且重新導向非進步的、非自由主義的結果。溝通理性使得自覺、自主的主體必然被一個投入互為主體溝通的主體所取代。它成就的相互理解，將會帶著事實的、情緒的、道德的與美學的關切而串接起來，也將產生糾正錯誤資訊的機會。如此說來，哈伯瑪斯同時拋棄了與科學相關的工具理性，以及伴隨權力政治的策略理性。非強制的審議和互為主體的知識將是基礎，藉此轉變公共領域，帶來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在其中，人們能夠找到可以接受的方式，一起行動以實現共同利益。要做到這件事，人必須盡力達致理想的言說，也就是容易理解的、真誠的、正當的、準確的言說。事實上，溝通理性要求審議式民主來取得其正當性。這是「理想」溝通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