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臺灣歷史課本對汪精衛的描述則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直到一九七○年代，汪精衛的形象主要是蔣介石的對手，譬如國立編譯館根據民國五十七年教育部公布的《國民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編輯的《歷史》第三冊對寧漢分立的敘述是：「蔣總司令克復南京，即實行清除『共黨』。汪兆銘等卻與『共黨』合作，劫持國民政府一部分人員於武漢，與建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形成對立。」這段歷史敘事同樣似是而非，以創造南京的正統正當性。相比之下，此階段的課本倒不一定提到汪精衛的與日合作。但一九八三到二○○○年初的課本裡，對「寧漢分立」的敘述趨於中立，譬如依據民國七十四年教育部標準修訂的國民中學《歷史》第三冊寫道：「北伐期間，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卻為共黨分子把持。蔣中正先生等為了護黨救國，於十六年四月清除黨內的中共分子，是為『清黨』；並成立國民政府於南京，與武漢形成對峙，史稱『寧漢分裂』。」這種敘事雖然依然以蔣介石為正統，但寧漢先後關係得以釐定，汪精衛也不再是「劫持」國民政府的罪魁禍首。汪精衛在這一時期課本裡的主要罪行是抗戰期間「受日人誘惑」、成立傀儡政權。顯然，在民主化進程中的臺灣，蔣汪的宿怨已經不再具有重大意義。民國九十四（二○○五）年《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歷史」課程暫行綱要》頒布之後，歷史課本不再統一編訂，多家出版社獲得更多詮釋歷史的自由。譬如二○○七年版的三民《歷史》第一次提到汪精衛獲得推選為廣州國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分裂的肇端者是蔣介石，而「支持繼續與蘇聯、中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人士以汪精衛為核心，宣稱留在武漢的才是正統的國民政府」。